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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9章 新一代崛起(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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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9章新一代崛起(第1/2页)

永隆三年,夏秋之交。

当英王李显、相王李旦等年长亲王的车驾,在暮春的烟尘中驶离洛阳,奔赴各自的藩地,为帝国中枢暂时卸下“兄弟阋墙”的隐忧时,另一股生机勃勃、却又截然不同的新生力量,正如同春末夏初的藤蔓,悄然攀上帝国庞大机器的各个角落,在阳光与风雨的缝隙间,舒展着青翠而充满韧性的枝叶。这股力量,并非源于高贵的血统与世袭的权位,而是来自知识的革新、制度的拓宽,以及对实用才能的空前重视。他们是“通才茂异科”及类似新式选拔制度下脱颖而出的寒门俊彦,是李瑾多年悉心栽培的“新学”子弟,是在务实任事中崭露头角的年轻官吏。他们的崛起,正在以一种静默却深刻的方式,改变着朝廷的血液,重塑着帝国的风貌。

这日,紫微宫旁的“集贤殿”内,气氛与往日庄严肃穆的朝会、政事堂会议皆不相同。殿中设了数排简易的案几,坐着的并非紫袍玉带的宰辅重臣,而是一群年龄多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身着青色或绿色官袍的年轻官员。他们神色间或多或少带着些紧张与兴奋,但更多的是一种跃跃欲试的锐气与自信。御座上空悬,但御座之侧,设有席位,天后武则天端坐其上,太子李弘陪坐一旁。相王李瑾、侍中裴炎、中书令李敬玄、吏部尚书狄仁杰等重臣,则分坐两侧。今日,并非大朝,而是一场特殊的“新政实务述论会”,由政事堂主持,旨在听取这些在新政推行、地方治理、军事革新、水利工程、乃至“三教同风堂”教化等不同领域做出突出成绩或有独到见解的年轻官员,当面陈述其务、分享心得、剖析问题。这是武则天与李瑾商议后,为“储才、用才、砺才”而设的新举措,意在打破层级,让中枢直接听到来自实务前沿的声音,也让这些“新一代”在最高权力面前展示才华。

率先起身的,是一位年约三十、面容清瘦、目光炯炯的官员,他名叫杜景俭,正是当初在同文馆“问对”中,直言水利工程利弊、提出“惠政需防扰民”的那位工部水部司主事。因其务实敢言,且对水利事务精通,已被擢升为将作监少监,专司督导河工水利。

“臣杜景俭,叩见天后、太子殿下,诸位相公。”杜景俭声音平稳,不卑不亢,“臣奉命督修汴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中段疏浚及堤防加固工程,今已基本竣工。此次工程,除常规疏浚、加固外,臣与同僚试行数项新法。”

他展开一幅简易的工程图,指着上面标记:“其一,借鉴相王殿下所倡‘分段负责、限期验收’之法,将百里工程划分为十段,每段设‘工曹’一名,由熟悉河工之吏员或民间老河工担任,全权负责该段工期、质量、用工、物料,工曹之奖惩,与其段工程考评直接挂钩。此法一出,各段争相提前完工、确保质量,工效较旧法提升近三成,且物料虚耗、怠工现象大减。”

“其二,试用新式‘合龙门’(截流合龙)工艺。以往截流,多用埽工(用树枝、石头、泥土捆扎而成的防洪构件)层层推进,易溃决,耗时长。臣与将作监匠人反复试验,改用以巨竹编笼,内填巨石,以铁索连环,形成数丈见方的‘石笼阵’,于关键处一次沉放,再辅以埽工填塞缝隙,合龙速度较旧法快一倍,且更加稳固。此法已在汴渠三处险工试用,效果显著。”

“其三,工程账目、物料支用、民夫工值,全程由工部、户部、御史台·联合派员监督,每日张榜公示,接受民夫及沿途乡绅查问。工程期间,未发生一起大规模贪墨、克扣事件,民夫怨言亦少。”

杜景俭的陈述,数据详实,方法具体,成效显著,尤其强调制度创新与透明监督,深得务实派官员之心。武则天微微颔首,问道:“可曾遇到困难?新法推行,阻力何在?”

杜景俭坦然道:“回天后,困难自然有。一是个别老河工、旧吏,固守陈规,对新法、新工艺心存疑虑,甚至暗中掣肘。臣等唯有以事实说话,耐心演示,并以优厚待遇激励率先采用新法者。二是新工艺所需之巨竹、铁索等物料,采购、运输需时,且初期成本略高。然从长远看,其节省之工时、避免之溃决损失,远超所费。三是联合监督虽好,然三部官员时有推诿、意见不一之处,需上官强力协调。臣以为,此类重大工程,或可设‘总制河渠使’一类专官,赋予临机专断之权,统一事权,或可更高效。”

建议大胆,直指现行官制在工程协调上的弊端。武则天未置可否,只道:“所言记下,容后再议。杜卿务实肯干,勇于任事,朕心甚慰。着吏部考功,记录在案。”

接着起身的,是一位来自鸿胪寺的年轻官员,名叫杨元琰,年方二十五,出身寒微,却是首届“通才茂异科”“明法”与“蕃语”(外语)双优及第者。他被派往岭南,负责市舶司与南海诸蕃通商事务,此番回京述职。

“臣杨元琰启奏,”他口齿清晰,略带岭南口音,“岭南市舶,自朝廷开海禁、设市舶司以来,蕃舶云集,货殖流通,税入年增。然积弊亦生。一者,沿海豪族、地方胥吏,往往与蕃商勾结,走私逃税,夹带违禁之物如铜钱、兵铁,甚至人口。二者,蕃商与本地百姓,因言语不通、习俗各异,时常滋生事端,地方官或偏袒汉民,或畏事纵容,不利长远。三者,诸蕃来朝贡赐,往往‘贡少赐多’,虚耗国帑,且其使团滞留京师,滋事生非者亦有之。”

他提出对策:“臣以为,当强化市舶司职权与独立性,其巡检、抽解(征税)之吏,由朝廷直接选派、定期轮换,不受地方节制。并于广州、交州等主要口岸,设立‘蕃坊’,划地供蕃商居住、贸易,委任蕃长(由朝廷认可、有威望的蕃商首领)依其本俗法度管理内部一般事务,重大案件则交有司按唐律处置。如此,既方便管理,亦减少冲突。至于朝贡,当严格勘合(凭证)制度,核实贡使身份与贡物价值,按值回赐,并限定其留京时间与随从人数。对确有诚意、贡物丰厚的蕃国,可适当优容,以示怀柔;对借朝贡行商贾之实、贪图厚赐者,则需严加裁抑。”

杨元琰的奏对,展现了对新兴海洋贸易事务的熟悉与治理思路,尤其“蕃坊”与“勘合”之议,颇有创见。武则天饶有兴趣地问及南海诸国风情、物产,杨元琰对答如流,显示出其不仅通晓律法、语言,对城外情势亦有深入了解。

随后,又有来自河北道的年轻县令,汇报其如何利用“三教同风堂”宣讲朝廷政令、推广新式农具、调解民间纠纷,使一偏僻小县“讼狱日稀,垦田岁增”;有在军器监任职的年轻匠作官,呈献其改良的“轻型弩机”与“防水火药筒”模型,虽尚粗糙,但思路新奇;有在御史台的年轻监察御史,直言不讳地弹劾某位出身高门、却庸碌无为的州刺史,并提供详实证据,显示出不惧权贵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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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的官员,他们的奏对或许不如老臣那般引经据典、圆融周全,甚至有些观点略显稚嫩或激进,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蓬勃朝气、务实精神、敢于任事、不宥成见的气质,却让端坐于上的武则天、李弘,以及在场的几位老成持重的宰相,都感受到了某种久违的、冲击性的活力。他们谈论的是具体的河工技术、贸易管理、农具改良、案件侦办,而不是空泛的仁义道德或派系之争。他们的成功与挫折,都扎根于实实在在的泥土与事务之中。

李瑾静静地听着,心中欣慰与感慨交织。这些人中,不少是他当年在同文馆“问对”时留意、后来通过狄仁杰等人暗中考察、逐步提拔起来的。看到他们如今能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陈述自己的政绩与思考,他感到自己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这正是他所期望的“新一代”——不独尊经学,更重实务;不唯出身论,更看才能;不尚空谈,而求实效。他们或许尚未占据高位,但已是帝国肌体中不可或缺的新鲜血液与活跃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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