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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0章僵持的朝局(第1/2页)
仪凤五年，深秋。
相王李瑾“称病不朝”，仿佛一块投入沸腾油锅的冰块，短暂地激起了更大的喧嚣，随即却让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种微妙而沉闷的僵持状态。这种僵持，并非平静，而是如同冰封的河面之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其核心症结，便是那个悬而未决、却又无处不在的阴影——继承人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天后与太子之间日益公开的理念与权力对峙。
没有了李瑾这个新政最坚定、也最高调的推行者（至少在明面上），朝堂上关于新政的争论看似缓和，实则更加暗流诡谲。以刘祎之、韦思谦等为代表的革新派官员，失去了主心骨，在应对太子一系及保守势力的攻讦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许多议题的推动陷入停滞。而以中书侍郎郝处俊、黄门侍郎来恒，以及越来越多聚集在太子“仁政”旗帜下的官员们，则试图利用这个“空窗期”，加大对新政“弊端”的抨击，并提出各种“修正”、“缓行”甚至“废止”的动议。
然而，真正让朝局陷入“僵持”的，是决策机制的近乎瘫痪。许多重大政务，尤其是涉及人事任免、政策调整、以及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的举措，在政事堂讨论时，往往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支持新政的官员引经据典，强调变法图强的紧迫性；反对者则高举“祖制”、“民本”大旗，指责新政“苛酷”、“扰民”。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
而最终裁决权，则在紫微宫。但问题在于，皇帝李治风疾日益沉重，多数时间处于静养状态，难以视事。朝廷大权，实则掌握在天后武则天手中。武则天态度鲜明，支持新政，往往倾向于采纳革新派的意见，甚至直接乾纲独断。但太子的存在，及其背后越来越庞大的、以儒家正统和“仁政”理念为号召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制约力量。
太子李弘虽然不直接干预日常政务，但他“监国”的身份，以及他在士林和部分官员心中日益增长的声望，使得他的意见变得举足轻重。许多反对新政的奏疏，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及“东宫亦深以为忧”，或“伏乞陛下、天后，并咨太子殿下”。而太子本人，在少数几次参与重要朝议时，也总是温和而坚定地表达对新政某些“过激”之处的忧虑，主张“宜缓宜宽”，其态度虽不激烈，但分量极重。
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天后想推进的许多事情，在政事堂讨论后，送到紫微宫，武则天即便批了“可”，下发执行时，也会遇到来自东宫隐含的阻力，或是执行官员的阳奉阴违（他们或许慑于天后的威权，但更相信太子代表的“未来”）。而太子一系提出的“缓行”建议，武则天又往往留中不发，或直接驳斥。于是，许多政令就在这种拉扯中，或拖延不决，或执行走样，效率极其低下。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清丈田亩、推行新税法”在河北、河南两道以外地区推广的争议。革新派主张趁热打铁，尽快将成功（至少是部分成功）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尤其是江南、淮南等财税重地，以尽快改善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此议在政事堂提出，立刻遭到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河南、河北试点已引发诸多“民怨”，当吸取教训，完善细则，不可贸然推广，否则恐激起更大动荡。双方争执不下，议案提交紫微宫。
武则天览奏后，朱批：“国用不足，边饷急迫，新法行之有效者，当速推行。着政事堂、户部、尚书省详议推广细则，限一月内奏报，不得拖延。”
批复发回政事堂，支持新政的官员为之振奋。然而，细则的“详议”却陷入了泥潭。每次会议，反对者总能提出各种“实际问题”和“潜在风险”，讨论旷日持久，难以形成共识。而当刘祎之等人试图绕过冗长讨论，直接拟订细则上呈时，立刻有御史弹劾其“专擅”、“罔顾众议”。事情就此僵住，所谓的“一月之期”，眼看就要成为一纸空文。
又如，关于西北军费筹措。边关急报，突厥、吐蕃时有异动，防秋在即，需紧急调拨钱粮军械。户部哭穷，国库空虚。革新派提出，可暂时提高部分商税，并对长安、洛阳等地富商巨贾发行“功勋债券”（李瑾之前提出的概念，类似战争国债），以解燃眉之急。此议更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传统上反对与民争利的官员激烈反对，连许多原本中立、甚至对新政有些好感的官员，也认为此议“有损朝廷体面”、“与民争利太甚”，更有人隐隐将矛头指向了“与商贾过从甚密”的相王一系（李瑾虽不在朝，但其影响力仍在）。太子虽未直接表态，但其身边近臣已放出口风，称“东宫闻之，深以为不可，朝廷岂可效仿贩夫，行此聚敛之术？”
此事争论不休，军情却不等人。兵部尚书崔知温急得嘴角起泡，连连催促，最后武则天不得不从内帑（皇帝私人库藏）和削减部分宫中用度中挤出一些钱粮应急，但这绝非长久之计。
朝堂之上，每日充斥着类似的争吵、拖延、互相指责。高效的决策和有力的执行，变得稀缺。整个帝国的官僚机器，仿佛生锈的齿轮，在“天后—太子”这对最高权力核心的潜在角力中，发出刺耳而缓慢的摩擦声，艰难地运转着，却难以产生真正的动力。
这种僵持，对帝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边关防务因粮饷不继而出现隐患，地方政务因政策不明而迟滞，该提拔的干才因人事争斗而搁置，该惩处的贪吏因派系庇护而逍遥……整个国家，似乎在一种“等一等”、“看一看”的诡异氛围中，消耗着本就宝贵的元气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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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处漩涡之外的李瑾，在相王府中“静养”，通过杜先生等渠道，对朝堂上的僵局了如指掌。他心中焦急，却也无奈。这正是他此前所预见和担忧的。天后的强势与太子的“仁政”理想，形成了某种诡异的平衡与对抗，而这种对抗的代价，则是整个国家行政效率的低下和机遇的错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李瑾对杜先生叹道，“内耗不止，外患必生。如今朝堂之上，诸公所争，已非是非对错，而是意气与立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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