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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5章诽谤满天下(第1/2页)
天授三年的夏天,格外闷热。洛阳城仿佛被扣在一只巨大的蒸笼里,连风都带着灼人的湿意。然而,比这炎夏更令人窒息的,是弥漫在朝野上下、市井坊间那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充满恶意与猜忌的流言蜚语。旧贵们的联手,迅速从朝堂的政争、地方的抵制,升级到一场精心策划、全方位、无孔不入的舆论绞杀。目标直指这场改革的核心——太子李瑾,以及他背后那位君临天下的女帝武则天。诽谤如同无数只从阴暗处飞出的毒箭,涂满了最恶毒的汁液,射向帝国的权力巅峰。
在朝堂,奏疏的内容开始发生质变。早期的反对还大多围绕着“祖制”、“礼法”、“国本”展开,至少维持着君臣奏对的表面礼仪。但此刻,随着反对联盟的成型和压力的增大,攻击的矛头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个人化,甚至开始突破政治抨击的底线,滑向人身攻击和恶毒诅咒。
一份由国子监数十名博士、助教联名的奏疏,在某个清晨被送入宫中。他们避开了具体的税制争论,转而引经据典,大谈“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家道败落),暗指女主当国,方有今日祸乱。又引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影射太子李瑾权势过重,有架空天子(实则为武则天,但奏疏巧妙地将矛头引向太子“僭越”)之嫌。奏疏最后,更是语带威胁:“今新政扰攘,天下汹汹,皆因阴阳失序,纲常倒悬。伏愿陛下收揽权纲,屏退奸佞(实指李瑾及其支持者),亲近仁德(暗指太子李弘),则天象可回,人心可安。”这几乎是在公开要求武则天还政于李唐正统(通过李弘),并剥夺李瑾的权力。
紧接着,一份据说是由“关中年高德劭耆老”呈递的“万民书”(实则签名者寥寥,多为捏造或裹挟)被某些官员在朝会上“披露”。书中将“摊丁入亩”与秦始皇的“苛政猛于虎”相提并论,将“士绅一体纳粮”污蔑为“夺民之食,绝士之望”,并危言耸听地宣称,新政已导致“关中田亩荒芜,十室九空,老弱转乎沟壑,壮者铤而走险”,将地方豪强抵制清丈造成的些许混乱,无限放大为全国性的民不聊生。书中更是直接攻击李瑾:“太子年少,惑于邪说,信用酷吏(指裴延庆、来俊臣等),妄改祖宗成法,荼毒天下,其行近乎桀纣!”言辞之激烈,指控之恶毒,已近乎叛逆。
更阴险的攻击,则隐藏在看似“忠君爱国”的进言中。有御史上书,以“星象示警,紫微晦暗,荧惑守心”为由,称天象显示“主少国疑,奸臣在侧”,请求武则天“为宗庙社稷计,宜令太子(李瑾)出外就藩,以避谗慝,静修德性”。这分明是想将李瑾调离权力中心,使其远离新政。另一份奏疏则看似忧心忡忡地提醒:“外间颇有流言,谓太子非……”话只说半句,留下无穷想象空间,暗指李瑾血统可疑,并非武后嫡出(这触及了武则天最敏感的神经),其推行新政是为了“收买人心,树立私恩,其志不小”。
这些奏疏,如同淬毒的匕首,从各种角度刺向李瑾和武则天。它们不再仅仅争论政策得失,而是试图从“性别”(女主)、“天象”(不祥)、“道德”(苛暴)、“血缘”(非嫡)乃至“野心”(僭越)等多个层面,彻底否定这对母子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将他们塑造成“祸乱天下”的根源。朝会上,每当有此类奏疏被提及,反对派官员便或明或暗地附和、叹息,营造出一种“人心尽失,天怒人怨”的悲情氛围。支持新政的官员若敢辩驳,立刻会被扣上“阿附奸佞”、“无视民瘼”的帽子,陷入孤立。
而在朝堂之外,在洛阳、长安乃至各大城市的街巷、酒肆、茶馆、书院,一场更加肮脏、也更加有效的诽谤风暴,正借助新近兴起的印刷术和略显宽松的言论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蔓延。
大量匿名或伪托前朝名士、古代贤臣的“诗文”、“笔记”、“评话”被秘密印制,通过地下渠道流传。这些印刷品成本低廉,内容粗俗但极具煽动力。其中一些,将武则天描绘成“狐媚惑主,秽乱宫闱,残害李唐宗室,篡夺江山”的“妖后”,将天灾、边患乃至市井的奇闻异事,都附会为她“牝鸡司晨,阴阳颠倒”招致的“天谴”。甚至编排种种荒诞不经的宫闱秘事,极尽污蔑之能事。
而对太子李瑾的攻击,则集中在“暴虐”与“昏聩”上。他被描绘成一个“天性凉薄,好大喜功,受身边宵小(如裴延庆、来俊臣)蛊惑,不恤民力,不敬祖宗,不仁不孝”的储君。清丈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和个别官员的严苛,被无限放大,成了“太子纵容酷吏,刮地三尺,逼死良民无数”的血腥故事。甚至他早年推动的市舶司、格物院等新政,也被歪曲为“与民(实为与豪商)争利,奇技淫巧,败坏人心”。
更有甚者,一些流言开始将矛头指向李瑾的出身。因李瑾生母早逝,其抚养和教育长期由武则天亲自负责,与几位年长兄弟关系并不亲密,这给了造谣者空间。隐隐约约的耳语在坊间传递:“听闻太子(李瑾)非皇后(武则天)亲生,乃是抱养……其推行新政如此酷烈,莫非是要断绝李唐正统,为自己铺路?”或“太子性类其舅(影射武则天家族),刻薄寡恩,非仁君之相。”这些流言如同毒雾,虽无实据,却最能侵蚀普通民众对储君的信任与期待。
在江南,流传的谣言则更具地方特色和经济威胁。一份伪造的“太子钧令”在某些县城秘密张贴,声称“摊丁入亩”后,每亩加征“火耗”、“解费”若干,并要“清查历年积欠,一体追征”,吓得许多普通自耕农和小地主也惶惶不可终日。又有谣言说,朝廷要对丝、茶、瓷器等江南支柱产业“加征重榷**”,以填补国库,导致不少中小商户和手工业者也开始对新政产生疑虑和不满。士绅们巧妙地将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地方利益”、“百姓利益”,煽动起更广泛的社会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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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军队系统中,也开始流传不利于李瑾的言论。一些与世家大族有牵连的军中将领,或本身家族田产受损的中下层军官,在酒酣耳热之际,也会发泄不满:“太子重用文吏,苛待将士。清丈清到军屯头上,一体纳粮,我等将士血战沙场,些许田亩还要与平民同税,寒心呐!”或“听闻太子欲削节度使之权,收兵归中央,所用皆其私人,这是要鸟尽弓藏啊!”这些言论在军营中悄然传播,虽未形成公开对抗,却也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军队,特别是府兵和边军中对中央的忠诚。
诽谤如同瘟疫般传播。它们出现在私刻的小报上,出现在茶馆说书人的“最新演义”中,出现在孩童无意传唱的粗俗歌谣里,出现在士子文人私下传阅的诗文抄本上,也出现在田间地头、市井百姓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中。反对派利用了他们掌握的舆论资源、财富优势和地方网络,将谎言重复千遍,试图将其变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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