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奇北返，开封城朝堂中枢，赵佶批准了章惇的辞呈，允许他致仕。当然，政治上作为一个失败者，章惇没能还乡，贬谪还在继续。大宋士大夫之间的戾气显露无疑。章惇当年将太多人贬谪岭南，终究这场恩怨得在岭南了解。
政事堂和枢密院两府迎来大调整。
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曾布为尚书右仆射，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同知枢密院。
蒋之奇这个任命也意味着河湟开边无疾而终。两个政事堂大佬外加一个同知枢密院的大佬都主张放弃，这个策略其他有异议的人也杯葛不了。
大宋再次放弃了对外扩张的国策，这次转向又是在大宋占据优势情况的主动为之。或许中枢大佬已是习惯，但对于西北统兵将军却是灾难。朝堂追责前方最强硬的主战派，王瞻王厚相继被弹劾罢免，其理由让西北将门特别是熙河路将领噤声无语，认为他们采用强硬的镇压手段才致使青唐区收而复叛！（后：王瞻在回朝途中不忿自杀！）
……
韩忠彦成为首相，再次提请太后和官家赦还当年被贬谪官员，提升大家的待遇，赵佶直接同意。范纯仁也在开封，只是因为疾病不上朝，有些事情赵佶还是会问他，关于赦免，他从来就是如此，甚至提到赵煦重用的老臣，致仕和贬谪也该给予应有的体面。最令整个朝堂感觉一丝暖意的是，朝堂终于放下对以前一些贬谪高级官员子女后人不允许从政的禁锢，这实在牵连太广。
赵佶在这段时间政务的处理上，整体是强调保守派和改革派并存于朝堂，相互和解和制衡。在新法旧制上面没打算大范围的转向。事实在操作上，整体政策还是或多或少在向旧制转向，因为章惇和蔡卞的罢免倒置太多新党人陆续被贬谪出京到地方，调进来的官员大部分是旧党。韩忠彦首相，谏台又是旧党中人为主，音量就大，这种微妙的变化就成为必然。比如西军就开始受到影响，因为户部在减少军费开支。
……
章惇的行程很慢，他清楚，该还当还了。现在的官场就是如此，贬谪一旦开始不到底不会收手，大宋士子集团再也没有当年的温情。
章援很想辞别父亲，不管章惇如何想，他还是打算去见一面苏轼。对于父辈的恩怨纠葛是非对错，不是他一个晚辈能评判的。但有些事，总要有个人从中盘桓，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章惇犹豫不决，内心一片悲凉。几十年的政治倾轧，他们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子，他们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他还是不愿，苏轼能放下，他放不下。他的所有都会在史书，因为他实现了治政的梦想，史书是被人装裱的。苏轼呢？或许他未能实现保国安民的梦想，但他的文章诗词已经名满天下，活成了自己的样子。
……
苏轼北归途中未能遇见苏辙，他在永州安置，折子请老被拒，朝堂又未再有其他任用，苏辙则迁往颍州，对于他们两兄弟来说，政治已无他念。苏辙非常崇敬他的兄长，或许因此他也试着放下。在新旧两党这几十年的相互倾轧中，只有放下的人才有机会赢。当然，他们种下了因，最后的果是全都输了。
苏轼收到了苏迨、潘易岭和李格非等等人的信函，邀他北上一会。苏过没再劝说，他这几年跟在苏轼身边，他懂！苏轼无论如何都不愿再给这些人带去办点灾祸。官家不准苏轼归乡，某种意义上对苏轼就没多少好感。这时候何苦来哉，他们还有自己的未来。
苏轼问苏过：“你什么时候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