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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师傅翻了一夜旧物，在樟木箱底找到一张1957年的户口本复印件。户主栏写着‘周永泰’，家庭成员栏写着十六个名字。”
赵鑫顿了顿。
“他阿爸1942年走的时候，这十六个人都在永宁镇。1981年，只剩他一个人，记得这十六个名字。”
威叔没说话。
他拿起喷壶，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赵总。”
“嗯。”
“这棵树，周伯1980年亲手嫁接的。他说，等它开花那天，要在树下烧一封给蔡国维的信。”
赵鑫看着那粒骨朵。
“信写了吗？”
“写了。1980年11月18号写的。周伯走之前三天，托我收着。”
威叔从怀里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边角磨毛，封口用米粒粘了三道。
收信人一栏写着：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寄信人一栏写着：
“香港深水埗周阿福”
赵鑫接过那个信封。
很轻。
像一枚没有重量的落叶。
“威叔，等花开了，我陪你烧。”
九月二十八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把水泥庙的偏殿砌好了。
杨六郎的神像摆在正位，是他凭七岁记忆塑的。
那年正月十五，山东即墨老家的庙会，父亲把他架在肩上，让他摸杨六郎的金枪。
他摸了。
枪是木头的，漆剥落了大半。
他摸了一手红漆。
父亲说，这是杨六郎的血，摸了能打胜仗。
他1949年来台湾，没打过仗。
那把金枪的样子，他记了五十二年。
他把水泥刀放下，蹲在小庙前，点了一支烟。
长寿烟，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他抽了三十年。
他想起1967年，二儿子出生那年，他托人从香港转寄了一封信回即墨。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1978年，他托人又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
“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把烟蒂摁灭，塞进水泥袋里。
站起来。
膝盖响了。
他低头看着那座水泥庙。
关公，妈祖，杨六郎。
三尊神，三十二年。
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脸。
1957年那张黑白照片，他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照片上母亲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她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蹲回小庙前。
他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照片，放在水泥庙的正殿门槛上。
“娘。”
他对着照片说。
“儿的庙，建好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清水湾食堂门口。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粒花苞。
四点五毫米。
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那个泛黄的信封。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他看着那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放回怀里。
他拿起喷壶。
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水雾在晨光里泛着虹彩。
远处，许鞍华的《故土之心》筹备组，已经开工了。
录音棚传来顾家辉调试钢琴的单音。
一下。
两下。
三下。
威叔把喷壶放下。
他忽然听见食堂里，有人在哼歌。
调子很熟。
是《月光光》。
他转头。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站在灶台边，把第一笼包子抬上蒸架。
他哼着那句“太平归来做新郎”。
调子不准。
但每个音都在。
威叔站在凤凰木下，听着那不成调的哼唱。
晨光照在那粒四点五毫米的花苞上。
顶尖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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