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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双重航线(1603-1604(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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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双重航线(1603-1604)

一、香料群岛的十字路口

1603年10月,印度尼西亚,班达群岛。

莱拉·阿尔梅达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新建贸易站二楼的窗户前,看着下面忙碌的港口。这是她抵达亚洲的第三个月,也是她环太平洋航行的第二十一个月。“海鸥号”在穿越太平洋后,先后访问了马克萨斯群岛、社会群岛、斐济,最终抵达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据点——先是巴达维亚(雅加达),现在是香料群岛的核心班达群岛。

窗外的景象是她熟悉又陌生的混合:荷兰商船和战舰在港湾中抛锚,码头上堆满装着肉豆蔻和丁香的花园木箱,当地岛民在荷兰士兵的监督下搬运货物。更远处,是葡萄牙人留下的痕迹——一座小教堂的废墟,几栋褪色的石屋,还有零星几个混血葡萄牙商人,在荷兰人主导的新秩序中寻找生存空间。

这就是祖父若昂在《帝国的代价》中描述的世界:香料群岛,葡萄牙帝国曾经的珍宝,现在正在易手。荷兰人凭借更强大的海军、更高效的公司组织和更无情的商业策略,正在取代葡萄牙(实际上是西班牙)的垄断。

敲门声响起。是彼得·范·德·维恩——那个年轻的荷兰水手,现在已成为“海鸥号”的副舵手,也是莱拉在船上最信任的朋友之一。

“科斯塔女士,船长请你过去。有重要访客。”

重要访客。莱拉整理了一下衣服——她现在穿着简单的欧式女装,但混合了亚洲元素:一条当地的丝绸围巾,一双舒适的藤编鞋。她的皮肤被热带阳光晒成深色,头发剪短至肩,用一根木簪固定。

在贸易站的会议室里,除了船长范·德·赞,还有两位陌生人:一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董事,刚从阿姆斯特丹抵达;另一位让莱拉心跳加速——是个葡萄牙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葡亚混血,五十多岁,衣着体面但谨慎。

“安娜·德·索萨女士,”董事用荷兰语说,“这位是弗朗西斯科·门德斯先生,本地社区的领袖。他有重要信息,需要翻译和文化咨询。”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用葡萄牙语向她问候,眼神中有种复杂的审视:“女士,我听说您不仅懂葡萄牙语,还懂我们的……处境。”

莱拉谨慎回应:“我在航行中学习观察和倾听,先生。”

接下来的谈话揭示了弗朗西斯科的目的:他是班达群岛上葡萄牙-亚洲混血社区的代表,这个社区已经存在了三代人。他们的祖先是葡萄牙商人、士兵和冒险家,与当地妇女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现在,随着荷兰人到来,他们面临困境:是继续效忠名义上的宗主西班牙(通过葡萄牙),还是与新来的荷兰人合作?

“我们不想选边站,”弗朗西斯科坦诚地说,“我们只想过自己的生活,保持我们的传统,继续我们的贸易。但荷兰人说我们必须明确效忠,否则将失去贸易权和财产。”

莱拉翻译给荷兰董事,但添加了自己的观察:“门德斯先生代表的社区有丰富的本地知识和贸易网络。强迫他们选边可能导致反抗或秘密支持西班牙势力。”

董事皱眉:“公司需要忠诚。不忠诚就是威胁。”

“也许有第三种方式,”莱拉冒险提议,“让他们保持中立但受监管的地位,作为荷兰与当地社群之间的缓冲和桥梁。他们有语言能力、文化理解和贸易关系,这些对公司都有价值。”

谈判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董事同意考虑一个折中方案:混血社区可以保留有限的贸易权,但必须接受荷兰监督,提供当地情报,并不得协助西班牙或葡萄牙势力。

弗朗西斯科离开时,私下对莱拉说:“女士,您不像普通的荷兰学者。您的葡萄牙语有里斯本上流社会的口音,但您又有……某种更深的理解。”

莱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你们社区有保存记录吗?历史、家谱、传统?”

弗朗西斯科的眼睛亮了一下:“有。我的祖父若热·门德斯是葡萄牙船长,他留下了日记和地图。我的母亲是班达公主的女儿,她讲述了岛屿的历史和传说。我们把这些传给子孙,即使外面世界在变化。”

“这很重要,”莱拉轻声说,“记忆是抵抗遗忘的方式。”

那天晚上,莱拉在日志中写下长篇记录,反思她所见证的帝国更替:

“1603年10月15日,班达群岛。

今天见到了真正的‘潮汐之间’:一个社群在变化的权力中努力保持自己的存在。弗朗西斯科·门德斯和他的社区不是纯粹的葡萄牙人,也不是纯粹的亚洲人,他们是两者融合的新存在。他们提醒我祖父若昂的观点:帝国的真正遗产不是领土或财富,是文化相遇产生的新可能性——尽管这种相遇常常伴随着暴力和压迫。

荷兰人在这里复制了葡萄牙人的模式:军事占领、贸易垄断、文化傲慢。他们带来了更高效的剥削系统,但没有带来更公平的秩序。公司董事谈论‘文明’和‘进步’,但眼中只有利润。

我问弗朗西斯科:如果可以选择,他希望他的子孙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他回答:‘一个我们不需要隐藏自己是谁的世界。一个我们可以同时是葡萄牙人的后裔和班达人的子孙,而不被视为叛徒或怪物的世界。’

这个简单的愿望,却如此难以实现。因为它挑战了帝国逻辑的核心:分类、等级、统治。

我的航行即将结束。‘海鸥号’将在两个月后返回阿姆斯特丹。我收集的记录——太平洋岛屿的航海知识、不同文化的观察、帝国变迁的见证——需要整理和分享。但如何分享?给谁分享?如果荷兰东印度公司只将这些知识用于更有效的征服怎么办?

也许答案在于分散:不同的记录给不同的受众。给公司的实用航海信息;给学者的民族志资料;给记忆网络的真实见证和伦理反思。

双重航线:表面为荷兰公司服务,实际为记忆守护工作。这不是欺骗,是必要的谨慎。就像弗朗西斯科的社区:表面配合荷兰人,实际保存自己的文化。

光不灭,但有时需要折射。”

几天后,弗朗西斯科秘密邀请莱拉到他家中。在一间有厚重窗帘的房间里,他展示了家族保存的宝物:他祖父若热·门德斯的航海日志(1540-1570年),记录早期葡萄牙在香料群岛的活动;他母亲的歌谣集,用葡萄牙语和当地语言混合写成;还有一张惊人的地图——由三代人共同绘制,显示从里斯本到班达群岛的完整航线,包括秘密的季风模式、安全的锚地、淡水补给点,以及葡萄牙、阿拉伯、印度、中国和当地航海知识的融合。

“我的祖父从阿拉伯导航员那里学到季风知识,”弗朗西斯科解释,“我的父亲从中国商人那里学到星图技术,我的母亲添加了岛屿传说中隐藏的礁石和洋流信息。这张地图是我们的传家宝,从未给葡萄牙当局看过,因为他们会认为‘不标准’;现在更不能给荷兰人看,因为他们会用它加强控制。”

莱拉请求允许抄录关键部分。弗朗西斯科犹豫后同意了:“但只能手抄,不能外传,除非……除非您能承诺,这些知识用于连接,而非征服。”

“我承诺,”莱拉郑重地说,“以我家族的名义。”

接下来的三周,莱拉每天下午都到弗朗西斯科家工作。她抄录了航海日志的关键段落,记录了混合歌谣,临摹了地图的核心部分。作为交换,她分享了一些阿尔梅达家族的航海知识和伦理反思。他们发现彼此的家族有相似的理念:对多元知识的尊重,对记忆传承的重视,对帝国逻辑的警惕。

一次交谈中,弗朗西斯科问:“您的家族还在葡萄牙吗?”

“分散在各处,”莱拉回答,“有些在葡萄牙,有些在流亡。但我们通过记忆相连。”

“就像我们,”弗朗西斯科点头,“班达的葡萄牙后裔分散在各个岛屿,有些与荷兰人合作,有些隐居,有些秘密保持联系。但我们记得共同的起源——不是葡萄牙这个国家,是那些敢于跨洋而来、与不同世界相遇的男男女女的故事。”

离别前夜,弗朗西斯科送给莱拉一件礼物:一枚用肉豆蔻木雕刻的小盒子,里面是一小袋班达群岛特有的香料混合——肉豆蔻、丁香、肉桂,以及一张小纸条,用葡萄牙语写着:“愿你的航行总是找到新知识,愿你的记忆总是连接旧智慧。”

莱拉回赠了她从莫阿纳人那里得到的黑曜石双体船雕刻的拓印。“这是太平洋航海者给我的,现在给你。象征我们都在不同的海洋上航行,但共享对星星的依赖。”

1603年12月,“海鸥号”从班达群岛启程返回欧洲。莱拉的舱室里装满了记录:十二本完整的日志,数百张素描,几十份地图和图表,还有从太平洋和亚洲收集的实物标本——贝壳、羽毛、织物样本、草药样品。

航行回国将绕过好望角,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预计需要六个月。莱拉开始整理和加密她的记录,为不同的受众准备不同的版本。

二、印刷坊的危机

1604年3月,阿姆斯特丹。

迭戈·德·席尔瓦的印刷坊“知识之舟”正面临开业以来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问题——生意依然兴隆——而是安全威胁。

一周前,一个陌生的西班牙商人来到印刷坊,声称要印制一批宗教小册子。交谈中,他看似随意地问及是否承接“外语文献印刷”,特别提到“葡萄牙语材料”。迭戈保持警惕,回答只印刷经过市议会批准的荷兰语、拉丁语和法语材料。

但第二天,印刷坊附近出现了可疑的观察者。第三天,市议会的一名官员私下警告迭戈:“有传言说你的印刷坊涉及‘敏感材料’。小心点,席尔瓦先生。荷兰虽然自由,但西班牙的眼线无处不在,而且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状态使得任何涉及西班牙的事务都很敏感。”

迭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宗教裁判所或西班牙情报网络可能已经注意到他的活动。他立即采取行动:转移地下室的所有秘密印刷材料到三个分散的安全屋;更改与记忆网络联络的密码系统;让妻子安娜带着女儿贝亚特里斯暂时搬到莱顿的亲戚家。

但他没有停止工作。相反,他认为危机也是机会:是时候测试网络在压力下的韧性了。

通过加密信道,他联系了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修士,报告了情况并请求指示。回信很快到达:

“安全第一。暂停所有文献流动至少两个月。巩固现有网络,但不要扩张。评估威胁程度:是泛泛的怀疑,还是具体的指控?如果是前者,谨慎即可;如果是后者,考虑暂时离开阿姆斯特丹。

关于莱拉女士:最新消息称‘海鸥号’已从东印度群岛启程返回,预计六月抵达。她的记录极为重要,需要安全接收和分发。

坚持。黑暗越深,光越珍贵。”

迭戈决定暂时不离开。他的印刷坊有合法的商业活动作为掩护,突然离开反而可疑。但他加强了安全措施:雇佣了一个可靠的保镖兼助手,安装了更复杂的门锁,与邻居建立了守望互助的关系。

四月初,威胁具体化了。一天下午,两个自称是“海关稽查员”的人来到印刷坊,要求检查近期印刷的所有材料。他们有正式文件,但迭戈注意到其中一个的口音有轻微的安达卢西亚特征——不是荷兰人,甚至不是弗拉芒人,是西班牙人伪装的。

迭戈冷静应对,展示了所有合法的商业印刷记录:账簿、商业合同、宗教小册子、通俗读物。他注意到那两人特别仔细地检查了纸张库存和油墨使用记录,显然在寻找“隐藏印刷”的证据。

“你们的印刷量似乎比记录的要大,”其中一人指出,“纸张消耗和实际成品数量对不上。”

这是危险的观察。迭戈早就考虑到这一点,准备了解释:“我们为学徒提供练习材料,这些练习品不记录为正式印刷。此外,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废品率——纸张损坏、印刷错误等。”

这个解释勉强被接受,但两人离开时明显不满意。迭戈知道,他们还会回来。

当天晚上,他在安全屋会见了记忆网络在阿姆斯特丹的核心成员:一位莱顿大学的葡萄牙流亡学者,一位同情葡萄牙事业的荷兰商人,还有两位“新基督徒”社区的代表。

“我们需要分散,”迭戈直截了当地说,“所有敏感材料已经转移,但人员也需要暂时分散。我建议:暂停集体会议,改为单线联系;重要文献制作微缩副本,藏在多个地点;准备紧急撤离计划。”

学者提出担忧:“如果我们分散,网络效率会降低。莱拉女士的记录即将抵达,需要接收、整理、复制和分发。这需要协调。”

“那就建立更安全的协调系统,”迭戈说,“使用死信箱、加密广告、商业代码。我们的祖先在宗教裁判所的追捕下保存知识几百年,我们也能做到。”

他们制定了详细计划:莱拉抵达后,由荷兰商人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接收她的“科学和商业记录”,然后秘密转交;学者负责学术内容的整理和加密;两位“新基督徒”负责通过商业网络分发安全版本。

“记住我们的原则,”迭戈在会议结束时说,“不是政治阴谋,是记忆保存。不是推翻政权,是抵抗遗忘。即使被捕,即使审讯,我们也只承认收集和保存知识。这在荷兰法律下不是犯罪——除非涉及煽动暴力,而我们从未涉足暴力。”

但他心中知道,宗教裁判所不尊重荷兰法律,如果他被西班牙特工绑架或暗杀,不会有官方保护。

回家路上,迭戈格外警惕。阿姆斯特丹的春夜,运河边的房屋灯火通明,酒馆里传来笑声和歌声,这座城市看起来如此自由和安全。但在这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仍在继续,宗教和商业冲突交织,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无处不在。

他想起在马德里的日子,作为宗教裁判所的低级官员,见证过审讯和迫害。那时他感到恶心和矛盾,但只能沉默。现在,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但代价可能是他和家人的安全。

到家时,安娜已经带着贝亚特里斯从莱顿回来。两岁的女儿扑进他怀里,用混合的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说:“爸爸!书!读!”

安娜表情严肃:“莱顿的亲戚说,有陌生人在附近打听我们。我问了描述——很像你今天提到的那两个人。”

迭戈感到心中一紧。“我们需要准备随时离开。”

“去哪里?”安娜问,声音平静但眼中有关切。

“英格兰?法国?或者更远的……”他停顿,“但我不能离开。莱拉的记录即将抵达,网络需要我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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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握住他的手:“那我们留下。但要有计划。”

那天晚上,迭戈在家中阁楼准备了一个紧急包裹:护照、现金、加密的联系信息、几件最重要的家族文献微缩副本。他还写了一封信,密封好,交给安娜:“如果我出事,把这封信交给莱顿的学者。他会知道怎么做。”

“不会出事的,”安娜坚定地说,“我们会小心,邻居们会注意,阿姆斯特丹不是马德里。”

但他们都清楚,在宗教和政治冲突中,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四月下旬,迭戈收到了意外的好消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渠道确认,“海鸥号”航行顺利,已经绕过好望角,正在大西洋北上,预计五月底抵达。莱拉不仅安全,还带回“极其丰富和独特的记录”,公司董事们对此评价很高。

同时,来自里斯本的加密消息带来了葡萄牙本土的动态:菲利普三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葡萄牙贵族中的不满情绪在公开场合开始显露。在布拉干萨公爵的领地,有民众聚集呼喊葡萄牙老国王的名字;在科英布拉大学,学生们秘密传阅批评西班牙统治的诗歌。

“变化的风在积聚,”费尔南多修士的信中写道,“但风向还不确定。我们继续记录,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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