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高宗继位后为了笼络人心和对抗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又放开了这口子而大肆封赏，甚至在中书门下尚书省的宰相定额之外，以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方式，来绕过中书门下的擎制和劝谏。
因此，如今通过勋贵、官宦子弟的门荫，对外征战的军功晋身，还有下层胥吏的递补入流；再加上推行科举多年的选士，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官员数量，但是朝廷能够授予的职位，却是相对稳定的。
最终到了高宗朝晚期，光是在任的内外文武官员，就已经膨胀到了一万三千有余；而其他只有头衔和身位的候补、待缺的官员，更甚于此，也由此形成了相当的压力和内卷，政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然后在官多位少、竞争激烈、却流转不畅的情况下，又由此衍生出了贪腐、弄权，乃至是吏治松懈的诸多问题。而如此规模的流内品官员支出，再加上连年征战的消耗，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力不支，
因此，高宗晚年风痹频发之后，就基本放弃了扭转这种局面的努力，而开始进入半躺平幕后状态，将台面上政务转交给自己枕边人，也是与世家大族、勋贵老臣，天然对立和别无瓜葛的武后监领。
虽依靠这种一内一外、台前幕后的“二圣临朝”框架，修修补补的维持运转多年，但也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和连锁反应；比如缺少流动的中下层，积累的巨大矛盾和应力，最终化作武周代唐的助力。
当然了，也许最初的武则天并没有代唐的打算，而只是效法古代的吕后摄政故事；但随着天下大势的发展，自然而然将其推动到那一步。因此，太子李弘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打断或主导这种势头。
但还要不能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动荡，或是让他所珍视的人和事物，为此付出过大的代价；这就有些过于奢望和贪心了。毕竟，具体的关键节点改变容易，但天下人心所趋的大势却不是那么好扭转。
太子李弘，也只能以储君监国的天然身份，依靠预知部分未来可能性的优势，与之一点点的拉扯和争夺；其中潜在的事态和未来局势的主导权。故面对太子李弘的深入请教，江畋也只能换位剖析：
“身为统治者，注定要在身边聚合了一群，不同诉求和野望的追随者；关键在于如何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确保彼此制约和竞争的相对权衡之下，同时最大限度扬长避短，发挥出各自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