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解释、考据、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会经济状况和外来文化影响。
他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古建筑的态度和取向，而他倡导的这六个方向其实正符合伊东忠太对中国学者的界定——“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
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
因此上，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伊东忠太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
他还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
早在1894年他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
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伊东忠太已经给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与研究理清了头绪，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状况同样堪忧。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而鉴真和尚东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视为国宝。
相形之下，20世纪初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一处幸存的唐代木构。
不幸的是，基于多年的考察，关野贞宣称，在日本还有三十多座建筑的历史长达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
而中国和朝鲜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
这个判断同样刺痛着中国学人，可是，他们似乎无从反驳，只能感叹世事无常。
在日本人的“挑衅”下，中国学人将纷纷研究从“纸上”转向“地上”，通过实地的田野考察，找寻中国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筑，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蔡大师正是梁思成夫妇的坚决支持者和重要的参予者。
这次，他们就是前往山西寻找唐代建筑。
蔡大师们的山西之行，一直到这年的十月份才结束。
十月底的一天，蔡大师和梁思成夫妇一行回到了南京。而这个时候，柯岩的军训队训练也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