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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的记者李晓萌到铜陵镇的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项目部前面的黄土路晒得发白，刘建国提前一个小时让人洒了水，水汽蒸起来裹着尘土的味道，闻着像夏天最烈的那口气。沈浪没去接，他在办公室里看顾大成刚送来的下季度施工计划。鹤坪改线段全线贯通之后，顾大成的队伍转到了另一个方向——铜陵镇通往县城的县道拓宽工程。这条路不归沧海集团修，是县里的项目，资金缺口大，进度拖了两年。顾大成主动找的县交通局，说沧海集团可以垫资先把最难的那几段抢出来，等县里资金到位了再还。沈浪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顾大成已经把挖掘机开进场了，他打电话问顾大成，顾大成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让他没法反驳的话——“老板，那条路再不修，明年开春雨季一来就得断。断了我来回路不好走，工地上材料运不进来。”沈浪沉默了几秒，说了句“你看着办”，就把电话挂了。他现在对顾大成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看着办”。这个从十八岁就开始修路、修了快三十年的老公路，比他更知道哪条路该修、哪条路能等。他说该修的路，就是真该修了。
李晓萌的车停在项目部门口的时候，沈浪正从办公室里出来。一辆银灰色的捷达，车身全是泥，像是从哪条山沟里刚爬出来的。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穿一件墨绿色的冲锋衣，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头发扎成低马尾，没化妆，嘴唇有点干。她走到沈浪面前伸出手，“沈总你好，我是李晓萌。”沈浪握了一下，手掌有薄茧，握力不小，不像那种常年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的记者。“你开车来的？从北京开到铜陵镇？”李晓萌点头，“一千四百公里，开了两天。我想看看从北京到铜陵镇这一路的路况变化，进了你们省界之后，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到了县道那段，我的车底盘刮了三次。但从镇口到项目部这段，路突然变好了。”她顿了顿，“这段是你们修的。”
沈浪没接话，侧身让出门口，“先进来，放行李。”
李晓萌在项目部安顿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采访沈浪，而是去找了刘建国。她把录音笔摆在桌上，问的问题全是关于沈浪日常作息的——“他每天几点起？几点睡？在工地上一般待多久？跟工人们说话多吗？说了些什么？”刘建国被她问得有点懵，一边擦汗一边回答，答着答着发现自己说了很多不该说的，比如沈浪每天早上五点四十准时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是站在项目部后面的山坡上看日出。比如沈浪在工地上不怎么说话，但他会在每个工段的终点蹲下来，用手摸一摸路面的平整度。比如沈浪跟工人说话的时候从来不提“战略”“布局”“规划”这些词，他只会说“这段路再压实一点”“这截水管埋深十公分”“学校窗户的密封胶打匀了”。李晓萌把这些全部记在了本子上，写得很快，几乎不用看键盘，字迹潦草但整齐。
沈浪从刘建国那里听说这些的时候皱了皱眉。“你跟她说了我每天看日出的事？”刘建国缩了缩脖子，“她问得太细了，我没反应过来就说漏嘴了。”沈浪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清楚——这个叫李晓萌的记者，跟之前的所有人都不同。严小禾是带着摄制组来的，陆薇是带着赞助合同来的，蒋珩是带着协议来的，钱有德是带着贪婪来的。李晓萌什么也没带，连采访提纲都没有。她来铜陵镇，不是来采访的，是来住的。她要把自己变成铜陵镇的一部分，然后用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方式，把沈浪写出来。这种记者，比严小禾更可怕，比陆薇更危险，因为文字比画面更有穿透力。画面只能拍到你做了什么，文字可以写到你在想什么。
下午，李晓萌提出要去看看那条被围挡挡住的路。沈浪让刘建国陪她去，刘建国拿了安全帽递给她，两个人沿着施工便道走到了围挡入口。蓝色铁皮挡板还在，“地质灾害排查中严禁通行”的喷漆字迹已经有些褪色。刘建国掏出钥匙打开锁，推开一扇小门，侧身让李晓萌进去。
李晓萌站到新修的柏油路面上，没有往前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把周围的环境看了一遍。然后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路面的质地。指腹从粗糙的柏油颗粒上滑过去，她闭上眼睛感受了几秒，站起来，从背包里拿出相机，没拍路面，拍的是路肩外面那一排新栽的香樟树和树上挂着的木牌。她走近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沧海集团捐赠”的字样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她拍了那块木牌，又拍了树根部位用来保湿的绿色无纺布，拍了支撑树干的三根竹竿和绑竹竿的塑料扎带，拍了扎带上系着的一小截红色的尼龙绳。
刘建国站在旁边看着，不知道她在拍什么。这些在他眼里都是工地上最普通的东西，每棵树都是这么种的，每根竹竿都是这么绑的，那截红绳子可能是哪个工人随手系上去的。但在李晓萌的镜头里，这些东西突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她拍了很久，久到刘建国忍不住催她，“前面还有更好的角度。”李晓萌收起相机，摇头，“不用了。最好的东西就在入口这儿，再往前走，就是重复。”
她沿着新路走了很远。刘建国跟在后面给她介绍——这段是去年十月通的，那段是今年三月通的，这段的压实度抽检了三次才达标，那段的路肩返工了一次因为老顾嫌坡度不够缓。李晓萌没怎么说话，一直在本子上记，偶尔停下来拍一张照片。走到鹤坪村口的时候，沈大爷正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剥玉米，看见李晓萌走过来，抬头看了她一眼。“你是电视台的？”李晓萌蹲下来，跟老人平视。“不是电视台的，是杂志社的，来写沈总的故事。”沈大爷手里的玉米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剥。“沈总那个人，不好写。”他剥下一粒玉米放进旁边的簸箕里，“他自己不愿意让人写他。但他做的事，你不写，就没人知道了。”李晓萌在本子上飞快地记，记完抬起头看着老人。“您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事是什么？”沈大爷想了想，“他把路修到了我闺女家门口。以前我去看她，得走两个钟头的山路，现在骑电动车二十分钟。这不算什么大事，但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事。”
李晓萌在鹤坪村待了一个多小时，采访了沈大爷，采访了沈大爷的邻居，采访了路过村口停下来看热闹的几个村民。她问的问题都很简单——“路修之前你们怎么出行？”“修路的时候沧海集团的人跟你们打过招呼吗？”“路通了之后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答案也都很简单——“走山路。”“打过，那个姓顾的队长挨家挨户跑的。”“方便了，方便太多了。”没有人说长篇大论的话，没有人夸沈浪是好人，没有人用任何华丽的词。但李晓萌把这些简单的答案连在一起的时候，一条完整的故事线就出来了——三年前，这里没有路。一年前，路修到了村口。现在，孩子们可以骑车去上学了。
她回到项目部已经是傍晚了。沈浪在食堂等她，老张头多炒了两个菜，一盘青椒肉丝，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李晓萌坐下吃饭，吃得很快，像是饿坏了，又像是在抢时间。沈浪坐在对面看着她吃，没怎么动筷子。“你跑了一下午，采访了哪些人？”李晓萌咽下一口饭，从包里掏出那个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翻了翻。“沈大爷，沈大爷的邻居，鹤坪村三个村民，还有你们工地上一个姓陈的工人，他说他跟你干了三年，你从来没拖欠过工资，逢年过节还发红包。”她合上笔记本，看着沈浪，“这些都是你说过的‘没什么’。”沈浪低下头，夹了一筷子青椒肉丝放进嘴里，嚼了很久。“他们说的那些，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顾大成，刘建国，方律师，老张头，工地上那些工人，每个人都有份。”李晓萌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沈总，你是我采访过的人里面，唯一一个在自己被夸奖的时候会把功劳分给别人的人。”沈浪抬起头看着她，想说点什么，但被她的眼神堵了回去。那个眼神不是在等他回答，是在等他承认。承认那些事是他做的，承认那些路是他修的，承认那些水是他通的，承认他不是疯子不是傻子不是败家子——是一个做了很多好事但死活不肯承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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