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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时，队伍抵达石门镇外。镇子比预想的要大，有城墙，但不高，只有两丈左右。城门开着，有四个清兵把守，懒洋洋地靠在墙根晒太阳。
沈砚之整了整衣甲，催马来到城门前。
“站住！干什么的？”一个清兵拦住他。
沈砚之掏出从赵宝柱那儿搜来的腰牌——那是山海关守备营的把总腰牌，在永平府境内还算管用。
“山海关守备营，奉命追剿乱党。”他冷着脸，“快开门，我们要进城休整。”
清兵看了看腰牌，又看了看他身后的人——都穿着清军号衣，虽然有些破烂，但还算整齐。他犹豫了一下：“可有公文？”
“公文？”沈砚之眼睛一瞪，“乱党都快打到城下了，还要什么公文？耽误了军情，你担待得起吗？”
他说话时故意露出胳膊上的伤，鲜血已经把包扎的布浸透了，看着触目惊心。清兵吓了一跳，不敢再问，连忙开门放行。
三十人顺利进城。石门镇不大，一条主街贯穿南北，衙门在街中间，兵营在镇东头。沈砚之观察了一下，镇上的守军不多，街上巡逻的只有十几个人，看起来松松垮垮。
“分头行动。”他低声吩咐，“沈安，你带十个人去兵营，控制住那里；沈平，你带十个人去衙门；剩下的人跟我去粮店和药铺。记住，尽量别杀人，投降的就绑起来。”
众人领命散去。沈砚之带着剩下的人，直奔主街最大的粮店“丰裕号”。店里伙计正在称米，看见一群当兵的闯进来，吓了一跳。
“官爷，这是...”
“征粮。”沈砚之板着脸，“乱党作乱，军粮紧缺。店里的粮食，全部充公。”
伙计脸都白了：“官爷，这...这得问我们东家...”
“东家在哪？”
“在后院...”
沈砚之带人闯进后院。东家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正在喝茶，看见他们，连忙起身：“几位军爷，有何贵干？”
沈砚之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东家脸上肥肉抖动，但强作镇定：“军爷，征粮可以，但得有衙门的公文。不然我这小本生意...”
“公文？”沈砚之冷笑，“等乱党打进来，你这店保得住吗？粮食重要还是命重要？”
东家还在犹豫，外面突然传来喊声：“不好了！衙门被占了！兵营也乱了！”
沈砚之心知是沈安他们得手了。他拔刀架在东家脖子上：“老实点，把粮食交出来，保你全家平安。不然...”
东家腿一软，跪下了：“军爷饶命！粮食都在仓库里，我这就带你们去！”
控制了粮店，又去了药铺。药铺掌柜识相得多，听说要征药材，二话不说就打开了仓库。沈砚之让人把能带的都带上，主要是金疮药和退烧药，这些是行军必备。
一个时辰后，石门镇完全被控制。镇上的几十个守军，一半投降，一半被缴械关了起来。衙门里的师爷、书吏，也都被集中看管。整个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只发生了两起小冲突，伤了三个乡勇，无人死亡。
程振邦的骑兵随后入城，接管了防务。百姓们起初很恐慌，但看到这支军队秋毫无犯，买卖公平——沈砚之让粮店东家开仓放粮，按市价付钱，药材也是照价购买——渐渐也就安下心来。
傍晚，在衙门大堂里，沈砚之和程振邦相对而坐，中间摆着地图和刚收集来的情报。
“好消息和坏消息。”程振邦说，“好消息是，永平府的清军主力被调去保定府了，眼下这一带兵力空虚。坏消息是，朝廷已经知道山海关失守，任命了新的钦差大臣，正从京城调兵，最多五天就会到永平府。”
“五天...”沈砚之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从石门镇往南，经过滦州、乐亭，就到渤海湾了。如果能弄到船，走海路去山东，比陆路快得多，也安全得多。”
“船是个问题。”程振邦皱眉，“这一带的海岸线被清军水师控制，民船大多不敢出海。”
“那就抢。”沈砚之说得很平静，“清军水师的战船咱们动不了，但运粮船、盐船，这些商船可以动。挑几艘快的，装上咱们的人，一夜就能到山东。”
程振邦看着他，忽然笑了：“沈兄，你胆子真大。抢朝廷的粮船，这可是杀头的罪。”
“咱们做的哪件事不是杀头的罪？”沈砚之也笑了，“反正都是死罪，多一桩少一桩，有什么区别？”
两人正说着，刘三匆匆进来：“少爷，程标统，镇外来了几个人，说是从山海关逃出来的，要见你们。”
“山海关？”沈砚之站起身，“带进来。”
进来的有三个人，领头的是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人，穿着长衫，戴着眼镜，虽然满身尘土，但举止从容。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看就是学生。
“在下李文轩，山海关中学堂教员。”中年人拱手，“这两位是我的学生，周明、陈志。听闻义军在此，特来投奔。”
沈砚之打量着他：“李先生怎么找到这里的？”
“一路打听。”李文轩说，“山海关破城后，清军屠杀了留在城里的百姓，我们躲在亲戚家的地窖里才逃过一劫。后来听说义军往南走了，就一路追来。”他顿了顿，“沈少爷可能不记得我了，三年前，我在沈府教过半年书，教的是西学。”
沈砚之仔细看了看，果然有些眼熟。三年前父亲确实请过一位西学先生，但只教了半年就走了，说是要去天津。
“原来是李老师。”他客气了些，“您怎么又回山海关了？”
“辛亥年，天下大变，我以为山海关会是北方革命的起点，就回来了。”李文轩叹了口气，“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令尊的事，我听说了，请节哀。”
沈砚之点点头：“李老师来找我，不只是为了投奔吧？”
李文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在天津时，一位朋友托我转交的。他叫孙文。”
这个名字让沈砚之和程振邦同时一震。
孙文，孙逸仙，同盟会总理，南方革命军的灵魂人物。
沈砚之接过信，拆开。信不长，只有一页，但字字千钧：
“砚之吾弟：闻山海关光复，北地震动，兄心甚慰。今南方义军已克南京，正筹建政府。然北洋军势大，独木难支。望弟速挥师南下，与我会师金陵，共图大业。若事不谐，可转道山东，与齐鲁义军汇合。革命成功，在此一举。兄文手书。”
信的最后，盖着同盟会的印章。
沈砚之看完，把信递给程振邦。程振邦看完，沉默良久。
“孙先生的意思是，让咱们去南京。”沈砚之说。
“但南京太远。”程振邦摇头，“一路要穿过直隶、山东、江苏，全是清军控制区。咱们这五千人，走不到一半就得打光。”
“所以孙先生也说了，可以去山东。”沈砚之指着地图，“山东有革命党活动，去年就闹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基础还在。咱们去山东，与当地义军汇合，站稳脚跟，再图南下。”
“山东...”程振邦沉吟，“倒是个选择。从石门镇往东，到渤海湾，找船去烟台或威海，那里是租界，清军不敢乱来。”
两人达成共识。接下来要做的，是搞船。
李文轩主动请缨：“我在天津认识几个船主，做的是走私生意，经常往来于渤海湾。如果价钱合适，他们应该愿意接这趟活。”
“钱不是问题。”沈砚之说，“山海关抄出来的银子还有不少。但时间紧迫，必须三天内搞到船。”
“我这就去办。”李文轩说，“但我需要几个人手，还要一笔定金。”
沈砚之给了他一包银子，约莫五百两，又派了沈安带五个机灵的乡勇跟他一起去。李文轩连夜出发，往东边的海岸线去了。
安排好这一切，已经是深夜。沈砚之走出衙门，站在台阶上。石门镇的夜空很清澈，星星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碎银。远处传来海浪声，隐隐约约，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召唤。
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在刀尖上跳舞。但奇怪的是，他并不害怕。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身后传来脚步声，程振邦也出来了。
“睡不着？”他问。
“在想以后的路。”沈砚之说，“到了山东，然后呢？去南京？还是留在山东发展？”
“走一步看一步吧。”程振邦点了一袋烟，火光在夜色中明灭，“革命这种事，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孙先生有孙先生的计划，咱们有咱们的实际情况。最重要的是，不能把队伍打光了。有人，才有本钱。”
这话实在。沈砚之点头：“程兄说的是。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要革命？你已经是新军标统，前途无量，何必冒这个险？”
程振邦沉默了很久，久到沈砚之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老家在辽东。”他终于开口，“光绪二十年，日本人打过来，清军一溃千里。我爹我娘，还有两个妹妹，都死在逃难的路上。那年我十四岁，趴在死人堆里装死，才捡回一条命。”他深吸一口烟，“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个朝廷靠不住。它保护不了百姓，只会割地赔款，苟且偷安。这样的朝廷，不配坐在龙椅上。”
他看向沈砚之：“你呢？你们沈家是山海关大户，有田有产，为什么要反？”
沈砚之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因为我爹说，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如果人人都在等别人去做，那就永远没有人去做。”
两人相视一笑。虽理由不同，但路是一样的。
夜深了，海浪声依旧。
前方的路还很长，但至少今夜，他们可以暂时歇歇脚。
明天，又将是一场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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