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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取消的消息传到川南前线的那天傍晚，沈砚之正在蓝田坝的竹林里清点俘虏。
竹林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北洋军撤退前放火烧了囤在这里的粮草和被服，大火烧了大半夜，被清晨那场雨浇灭了，只留下一地黑黢黢的竹炭和冒着青烟的灰烬。俘虏们三三两两蹲在烧焦的竹子中间，军服上糊着泥巴和炭灰，有的还在发抖，不知道是被冷的还是被吓的。他们大多是直隶、山东兵，被曹锟扔在泸州当炮灰，长官跑了，粮烧了，退路断了，只能投降。
沈砚之把花名册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花名册是北洋军撤退时遗落在指挥所里的，纸页被火烧掉了一个角，边缘焦黄卷曲，好在名单还能辨认。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仔细，像一个会计在核对一笔被涂改过的账。他的手指在一个名字上停住了。
“周务轩，混成旅旅长。”
这个人的名字他没在俘虏营里找到，也没在尸体堆里找到。要么战死了，淹死在长江里，尸体被水冲走了；要么逃了，混在溃兵中溜出了城。沈砚之把花名册递给周子铭，让他带着人去俘虏营里挨个问——周务轩的下落。倒不是要抓他，是想确认他是死是活。一个在北洋军校里教过战术的教官，不该死得这么无声无息。
竹林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匹快马踩着泥水从叙府方向奔来。马上的传令兵翻身下马，靴子陷进泥里拔了两下才拔出来，跑到沈砚之面前啪地敬了个礼，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电报是从昆明转来的，落款是唐继尧。沈砚之打开电报，目光扫过纸面上那几行铅印的字，嘴角慢慢抿成了一条线。
“滇军、桂军、黔军，已各自为战。”周子铭凑过来看，念出了声，念完之后沉默了好一阵，“唐继尧的意思很明白——仗打完了，各回各家。”
沈砚之把电报折好，放进怀里，和那张被血染过的地图放在一起。他知道唐继尧为什么这么说。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北洋军的主力还在，曹锟、张敬尧、吴佩孚，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唐继尧不想把自己手头的滇军全部拼光。枪是命根子，兵是本钱，本钱拼光了，他唐继尧在西南就站不住脚了。这不是忠奸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革命是一面旗，但在旗下面站着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算盘。
他没有争辩。争辩没用。他只是一个旅长，手里只有不到两千人。他只需要做好眼前的事——守好叙府，安顿好俘虏，等蔡锷的下一步命令。
俘虏清点到天黑才结束。沈砚之沿着江边往回走，路过城隍庙的时候，听见庙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很低，像是被人用手捂住了嘴。他推开庙门走进去。庙里供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很短，火苗只有黄豆那么大，昏昏黄黄的光勉强照亮了半个殿堂。几个护国军的伤兵躺在供桌旁边的草席上，一个腿被炸断的年轻人正咬着被角哭，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把草席洇湿了一大块。旁边蹲着个卫生兵，手里拿着一条绷带，绷带是洗过的旧纱布，上面还带着没洗净的血痕。卫生兵把绷带一圈一圈缠在断肢的创口上，每缠一圈伤兵就抽搐一下，嘴里咬着被角发出呜呜的声音，眼珠子瞪得滚圆，眼眶里全是血丝。
沈砚之在伤兵面前蹲下来。那个年轻人看见他，哭声忽然停了，用袖子使劲抹了一把脸，把眼泪和鼻涕一起擦掉，然后挣扎着要敬礼。他的右手在敬礼的时候还在发抖，手背上全是干涸的血痂。
沈砚之按住他的手，把他那只发抖的手塞回毯子里。那床毯子很薄，是川南老百姓自己纺的土布，染成了深灰色，上面打了三个补丁，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的，看得出是匆忙间缝上去的，线头都还没剪干净。
“你是哪里人？”沈砚之问。
“云南昭通。”伤兵的声音还带着哭腔，但他忍住了，把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昭通好地方。”沈砚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干粮，掰成两半，一半塞进伤兵手里，一半放在他枕头旁边。那是他自己今天的晚饭——一个已经放硬了的粗面饼子，表面裂了好几道口子，边缘硬得能崩掉牙。他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发抖的卫生兵，卫生兵的年纪比伤兵还小，嘴唇上刚长出绒毛，可能连十八岁都不到，手指上全是冻疮裂开之后结的血痂，红一道紫一道的，拿绷带的时候手也在抖。他在想，这场仗还要打多久？他们还要死多少人？
走出城隍庙，夜已经深了。江面上起了风，把白天残留在空气中的硝烟味渐渐吹散，取而代之的是湿润的江水气息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川江号子——有船夫在趁夜行船，趁着江面还没封航，赶紧把货送到下游去。号子声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像一阵时远时近的呜咽。沈砚之在江边站了一会儿，望着对岸黑黢黢的山峦，山影沉沉，不见一星灯火。他知道蔡锷的指挥部就在山那边。他算了算路程，决定不等命令了。有些事，等命令是等不来的。
天亮之后，他把叙府的防务交代给周子铭，自己只带了一个勤务兵，换了便装，骑马赶往泸州。这一路都是山路，驿道是前清的时候修的，石板路被雨泡得松动，马蹄踩上去直打滑。路边偶尔能看到被遗弃的辎重车和散落一地的弹药箱，还有几具还没来得及收敛的尸体躺在路边的水沟里，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落叶。已经发胀了，把军服的扣子都撑开了。勤务兵要下去收敛，沈砚之拦住了他——时间不够，回来再说。
赶到泸州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蔡锷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叫做白塔寺的破庙里，庙前有一棵被雷劈过的黄葛树，树身从中劈开，一半已经枯死了，另一半还在顽强地抽着新芽，嫩绿的叶苞从焦黑的树皮下钻出来，看上去又倔强又可怜。沈砚之在庙门口整了整军装，把风纪扣扣好，又把沾在袖口上的泥浆用手帕擦干净，然后挺直腰板走了进去。他每次见蔡锷之前都要整理仪容，这个习惯从在云南投奔护国军的时候就养成了。不是因为军纪——蔡锷自己病成那样了，也不会计较别人的扣子——是出于敬意。他觉得见这样的人，就算不能穿戴整齐，至少也得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
蔡锷半靠在行军床上，背后垫了两个马鞍，身上盖着一条灰毯子，手里还拿着一份没看完的战报。战报的纸张从他指间滑落下来，斜搭在毯子上，他也没有力气去捡。他比半个月前更瘦了，眼窝深得像两口枯井，颧骨高高凸起，军装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领口空出了两根手指的余量。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健康人的神采奕奕，而是一盏油灯在燃油耗尽之前最后那几下跳跃——越烧越亮，因为知道快灭了。
沈砚之在行军床前立正敬礼。蔡锷摆了摆手让他坐下，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开口问叙府和泸州的情况。他说话的时候，气息很浅，声音轻得像一片枯叶落在水面上，每一个字都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嗓子眼里推出来。但他问的问题依然是蔡锷式的——精准、要害、直指核心，没有丝毫的含糊和拖沓。
沈砚之一一答了。讲到赵保仁倒戈的细节时，蔡锷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讲到唐继尧那封电报时，蔡锷把眼睛闭上了，沉默了片刻。沈砚之不敢确定他是在思考，还是只是累了，需要停下来喘口气。
“唐继尧有唐继尧的打算。”蔡锷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但很稳，“他不愿意把滇军全部押在四川，这也在情理之中。我本来也没指望他能一直打下去。护国战争打到今天，靠的不是谁的命令，是每一个还在坚持的人自己的良心。”他咳嗽了一声，咳得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肩膀剧烈地耸动着。旁边一个副官要上前扶他，被他抬手挡开了。他咳完之后，嘴角渗出一丝血沫，用手帕擦掉，把手帕翻了个面，盖住那块暗红色的印记。然后他抬起头，又变回了那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军事指挥官。
Ⓑ 𝑄 𝔾e 9. 𝒞o 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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