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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的夜，冷得不像话。
都三月份了，还零下六度。雪粒子被风卷着，扑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
路灯的光晕里，雪花打着旋往下落，落了一层，又落了一层。
车停在一栋灰砖小楼前。
楼不高，三层。
米黄色的外墙被雪盖了一半，门口的台阶擦得干干净净，连冰碴子都没有。两盏壁灯亮着暖黄的光，在雪地上投出两个浅浅的光圈。
两个站岗的卫兵，穿着厚重的呢子大衣，静静地持枪站立。
方晓东拉开车门，冷风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往领口里钻。加琳娜缩了缩脖子，把手塞进他的大衣口袋里，仰起脸，冲他笑了一下。
“亲爱的，别紧张。”她轻声说，“我会保护你的，呵呵。”
方晓东笑了笑，没说话。他摸了摸大衣内袋里折好的几页纸，指尖冰凉，纸张却是温热的。
另一只手，轻轻地被加琳娜挽住。
中年男子从后备箱搬出一箱酒。
红星二锅头，六十五度。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灰白头发，围着一条深色的头巾，腰间系着围裙。她看见加琳娜，眼睛先笑了。
“琳娜！”
“娜塔莎婶婶！”加琳娜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叽叽咕咕说了一串俄语。
娜塔莎婶婶的目光越过加琳娜的肩头，落在方晓东身上。
那目光不算锐利，但很仔细。她点了点头，侧身让开门口，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
“进来吧，外面冷。”
中年男子把那箱酒放在门内，招呼都没打，直接走了。
玄关不大，一盏吊灯，光线柔和。地上铺着深色的地毯。方晓东换下皮鞋，接过娜塔莎递来的拖鞋，跟着加琳娜往里走。
客厅比想象中大。
一面墙全是书，顶到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木柴噼啪作响。
一张深棕色的皮沙发，面前摆着矮茶几。角落里一架立式钢琴，琴盖合着，上面摆着几张镶银框的照片——穿白裙子的小女孩，戴红领巾的少女，穿军装的年轻女人。
全是加琳娜的。
厨房的方向，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响。一股浓郁的番茄和甜菜根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但方晓东注意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
覆着白色蕾丝桌布的长桌，银质刀叉和烛台在壁炉的火光里泛着光。成套的瓷盘，印着苏联时期的暗纹。水晶酒杯，在灯光下很亮。
桌子中央一盆冷盘：腌鲱鱼、酸黄瓜、黑面包切片，摆得整整齐齐。
旁边一只水晶碗，盛着深红色的鱼子酱，颗粒饱满，在灯下泛着油脂的光。
加琳娜领着方晓东走到沙发边上：“你先坐，我去厨房看看爸爸。”
她转身进了厨房。
方晓东在沙发上坐下。沙发皮面冰凉，他坐得很端正，手搭在膝盖上，目光扫过这间屋子。
厨房里传来低语声。加琳娜的声音又脆又亮；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听不清在说什么，似乎很高兴。
然后，脚步声。
不是高跟鞋。是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响，一下，一下，沉稳，不急不缓。
厨房的门推开了，一个高瘦的身影走出来。
方晓东站了起来。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扎哈罗夫。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
他没穿正装。个子很高，得有一米九。
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外罩一件旧呢子便服，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的前臂上，有几道淡色的疤痕。
头发花白，剃得很短。脸瘦长，颧骨高，眼窝深。那双眼睛在壁炉的火光里一明一灭，暗绿色的，像一潭结了冰的深水。
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方晓东。那目光冷得不像在打量客人，倒像在盯一件需要拆开检查的包裹。
“坐。”他声音低沉。
方晓东没有坐。
他微微欠身，用俄语一字一顿：“扎哈罗夫同志，谢谢您，邀请我来家里做客。”
发音有些生硬，调子拐着弯。
扎哈罗夫没接这个话茬。他走到茶几前坐下，抬起眼，把方晓东从头到脚，又刮了一遍。
“你的俄语，有中国北方的口音。是在哪里学的？”
“大学里学了一段时间。的确，我在东北边境待过一段时间。”
“东北。”扎哈罗夫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微微往下压了压，“就是你们跟我们，在边境对峙的那片地方。”
加琳娜从厨房冲出来，正好听见这句话。
她围着一条花围裙，手里还攥着一把木勺，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在她父亲和方晓东中间。
“爸爸！”她用俄语，又急又快，“你说好了不提政治的！今天是家宴嘛！”
扎哈罗夫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无奈，有警告，还有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心疼。
这个在苏联政坛上以铁腕著称的男人，对这个女儿，是当真放在心尖上的。
但他到底，没把话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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