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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县委大楼
到平川镇的第三天，陆浩明接到了县委办的电话。
“陆浩明吗？我是县委办综合科的周志远。赵书记让你今天下午三点来一趟，带上一份你写的关于平川镇的基本情况材料。”
“好。我马上准备。”
挂了电话，陆浩明看了看手表，上午十点。从平川镇到县城要两个小时，他必须在十二点之前出发。
他打开电脑——镇政府唯一的一台台式机，放在党政办角落里，开机要三分钟——开始写材料。
平川镇的基本情况，他已经烂熟于心。来之前查过资料，来了之后又找王德厚要了镇里的档案，对着《平川县志》核对了数据。人口、面积、耕地、产业、财政收入、贫困人口，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赵国栋要的显然不只是干巴巴的数据。他在“基本情况”之外，又加了两部分：一是平川镇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二是他个人的初步观察和建议。
写到建议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个刚来三天的科员，给县委书记提建议？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
他想起方部长的话：“到了基层，多看、多听、少说。”
但刘志远又说：“搞清楚了，该说的还是要说，该做的还是要做。”
他想了几分钟，决定写。不写空话套话，只写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建议部分只列了两条：一是改善平川镇到县城的道路，二是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
写完后，他打印出来——打印机是针式的，吱吱呀呀响了半天——装进牛皮纸信封，揣进包里。
十二点，他准时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下午两点五十，陆浩明站在了县委大楼门口。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这栋楼。上一次来报到，只去了三楼组织部和四楼赵国栋的办公室，没有仔细看。
县委大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层，灰白色外墙，正面有六根水泥立柱，柱子上刷着红色标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楼前的台阶磨损严重，中间被踩出了一道浅浅的凹槽。
陆浩明走上台阶，推开厚重的木门，进入一楼大厅。大厅不大，左右各有一条走廊，正对面是一面大镜子，镜子上方写着“衣冠整洁”四个字。地上铺着水磨石，磨得发亮，能照出人影。
大厅里没有人。陆浩明站在镜子前，整了整衣领，然后朝左边走廊走去。综合科在一楼走廊尽头。
他敲了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是一个十来平米的办公室，三张桌子，坐了三个人。靠窗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正在看文件。看到他，站起来。
“你是陆浩明？”
“对。周科长？”
“我是周志远。”他伸出手，握了握，“赵书记在三楼等你，我带你上去。”
他们出了综合科，上了楼梯。楼梯的墙壁上挂着历任县委书记的照片，从解放初期的黑白照到近年的彩色照，一字排开。照片里的人穿着不同年代的服装，表情各异，但目光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方。
“赵书记今天心情不错。”周志远压低声音说，“你进去别紧张，他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好。”
上了三楼，走廊很安静。地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有些地方已经磨破了。墙上每隔几米就有一盏壁灯，灯罩是乳白色的，积了灰尘。走廊两侧是一扇扇棕色的木门，门框上挂着铜牌——“书记办公室”“县长办公室”“副书记办公室”……
周志远在最里面那扇门前停下，敲了敲门。
“赵书记，陆浩明到了。”
“进来。”
推门进去，赵国栋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在文件上写字。他抬起头，看了陆浩明一眼，放下笔。
“坐。周志远，你先忙去吧。”
周志远退了出去，关上了门。
赵国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靠在椅背上。
“材料带来了？”
“带来了。”陆浩明从包里掏出信封，双手递过去。
赵国栋接过，没有马上看，而是放在一边。
“你先跟我说说，你在平川镇这三天，看到了什么。”
陆浩明想了想，说：“我看到了一个很穷的地方，和一个很努力但力不从心的干部队伍。”
“具体点。”
“先说穷。全镇三万两千人，去年人均纯收入四千二百元，不到全县平均水平的一半。全镇只有一条硬化路，还是十年前修的，现在到处是坑。十八个行政村，有五个没通自来水，三个手机信号时有时无。镇卫生院的设备还是九十年代添置的，连个B超机都没有。”
赵国栋没有说话，只是抽烟。
“再说干部队伍。全镇在编干部四十三人，平均年龄四十六岁。五十岁以上的有十九人，三十岁以下的只有六人。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五人，其中三人是近两年考进来的。大部分干部家里还有地，农忙时要回去种田。上午在办公室，下午在地里，有时候群众来办事找不到人。”
“你觉得这是问题吗？”赵国栋问。
“是问题，但也不是问题。”陆浩明说，“干部种地，说明工资低，养不活家。这是现实问题，不能怪他们。但群众找不到人，就是问题了。乡镇干部的主业是为群众服务，不能把服务时间拿去种地。”
赵国栋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你说得对。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平川镇的干部工资低？”
“知道。镇里财政困难，去年财政收入不到两百万，连发工资都不够。县里转移支付也有限，只能保证基本工资，绩效和补贴常年拖欠。”
“那你觉得，怎么解决？”
陆浩明犹豫了一下，说：“我在材料里写了一些想法。”
赵国栋拿起那个信封，抽出里面的纸，开始看。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慢。看到“主要困难”那部分时，眉头皱了一下。看到“初步建议”时，停下了。
“改善道路，加强队伍建设。”他念出来，然后抬头看着陆浩明，“这两条，说了跟没说一样。谁都知道要修路，谁都知道要找人，问题是怎么修，怎么找。”
“修路的事，我查过政策。”陆浩明说，“省交通厅有一个‘四好农村路’的专项补助，县道每公里补助五十万，乡道每公里补助三十万。平川镇到县城的这条路是县道，全长三十五公里，如果申请到省里的补助，再加上县里的配套，理论上可以修。”
“理论上。”赵国栋哼了一声，“你去申请一个试试？省里的钱是那么好要的？再说了，就算省里的钱下来了，县里的配套资金呢？县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全，拿什么配套？”
“可以分年度实施。先修最差的路段，逐年推进。”
赵国栋没有接话，而是继续往下看。
看到“个人观察和建议”的最后一段时，他的目光停住了。
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平川镇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没有人，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财政；没有财政，就没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必须从‘人’入手。建议县委加大对平川镇干部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包括但不限于：定向招录年轻干部、选派县直机关干部到平川镇挂职、提高乡镇干部待遇等。”
赵国栋看完，把材料放在桌上，沉默了十几秒。
“你来了三天，就写了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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