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有企业民营化是怎样的呢？
近来，张云起拼命回忆。
那天座谈会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给杨家荣的关于龙景园罐头厂产权改制盘活国有资产的报告上。
写这个报告是不容易的，原因在于他首先要充分说明或者是证明搞产权制度改革这条路子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毕竟从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公有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直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里边最要命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否必须要“动”产权。
从80年代开始，公有企业的改革是力图避免触及财产权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不改变企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聚焦于内部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来盘活企业。风行一时的“承包制”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
这种思路有问题吗？
在2008年以前，绝对不对。那会儿大多数人都享受着产权改制将国有企业大面积市场化带来的红利。
在2018年以后，对错就见仁见智了。当人口红利消失，出口遭遇天花板，房地产搞不下去，外向型经济遇阻的时候，人人都喷“996福报”和“人民富豪”，人人都在缅怀人民企业人民当家作主的黄金岁月。
至于在90年代初期，公有企业改革不断试错改进的闯关过程当中，那就更没法判定对错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改革方向脉络是不清晰的，谁都不能笃定盘活企业该走产权改制这条激进的路子，还是聚焦于内部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个相对温和保守的路子，但眼下雄心勃勃的杨家荣明显倾向于前者，要大刀阔斧推进江川市公有企业民营化改革，那么，他就要为这个方向在逻辑上立一个充分的论据。
张云起整理了后世的经验，给出的论据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公有企业因其产权制度上的先天缺陷而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公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对政府主管部门构成了日益沉重的融资负担，财政和国有银行无法在资金上为大批公有企业源源不断地“输血”，要“搞活企业”，只能指望民间资金，而要动员民间资金进入企业，不可能靠行政强制，只能靠保障民间出资主体权益的制度来吸引。于是，重组企业产权结构、导入适应民间投资主体需要的制度安排，就成为众多公有企业在发展甚至生存上的必然选择。
写到这里，张云起给出了核心论点：“中国公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和竞争化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竞争呼唤相应企业制度形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