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一总论点，张云起指出：“站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下，就公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言，我们必须得承认的一点是，当前中国的公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化过程中扩展开来的，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和成功经验作为参照，甚至还缺乏明晰的、操作性较强的纲领、政策或法律依据，但是在大的政策背景和市场竞争的筛选压力下，总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注意。”
“就在去年，我国出台了分税制改革。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保障改革开放的推行十分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分税制的弊病，它带来了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为改善民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地方需要开辟第二财政，也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建立，则需要围绕城市核心资产—国营企业所有的工业土地进行有效盘活。这是‘江川’模式的真正内涵。”
张云起丝毫不回避近来被推向风口浪尖的“江川模式”，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胡浩波教授的文章中，他的几个论点最核心的是‘江川模式’与‘国退民进’呈相背离，他认为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应该基本遵守‘国退民进’的思路，这才符合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改革。然而，我始终认为，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国可以退，但不能完全退，甚至是不能大退，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涉及到经济命脉的产业，必须牢牢控制在国营企业手中，因此，一个可供参考的改革思路是‘抓大放小’，放掉小的，牢牢掌握住大的。”
“抓大放小”的国营企业改革思路，是两年后的1997年才提出来的。张云起直接给出了具体实施路径：“在‘抓大’策略实施的层面上，有四条路径可供参考：一是直接改造成持股主体多样化的股份公司；二是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然后再由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生产主体部分改造成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三是由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改造成纯粹的控股型国有独资公司；四是按照先改组，后改制的原则进行结构调整，实行资产重组。”
“在‘放小’策略实施的层面上，主要由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来推动。改革即‘放小’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方法主要是依托如江川市国投一样的平台公司，针对下面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破产、拍卖、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改革形式，在短时间内实现国有产权的‘民营化’。
国企改革问题的核心，一直是激励机制的问题。‘放小’的这部分改革，可以将抵消的国有资产让渡给能够建立很好的激励机制的民企去经营，从而使得国有中小企业扭亏为盈，并且解决债务问题，为平台公司腾出工业用地，为打造土地财政奠定基础，具有极大的经济上的合理性。
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江川市国投与联盛集团达成的46家罐头厂委托承包经营合作项目，该项目为市国投腾出28块工业用地和老厂区，基于这些工业用地和老厂区，市国投可以通过招拍挂转为商住用地发展商业地产和房地产行业，也可以招商引资打造重点制造业产业，还可以利用工业用地和旧厂区开发专业市场进行高效盘活，从而充盈财政，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市民，优化营商环境，发展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