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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渺渺蹙了蹙眉，突然想到明确写到汉武帝因“子弱母壮，必乱天下”而赐死钩弋夫人的《史记·外戚世家》乃是褚少孙补录，并非司马迁所做，而褚少孙补录《史记》时已距离汉武帝驾崩约八九十年之久。
另外一本对此有记载的史书《汉书》也成书于东汉，其作者班固距汉武帝驾崩超过150年。《汉书》对此事也只写了“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而非被汉武帝直接赐死，更没有提及具体原因。
也有人认为《汉书》是因为“为尊者讳” 而采用了春秋笔法。
但《汉书》作为正史，班固写作时参考的资料多来自于宫廷档案。
而《史记》在后世因为史学价值高往往被认为是正史，但实际上司马迁自己在《报仁安书》中就写了他写《史记》的动机是便是“究天人之境，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私史，更多偏重个人观点。
在儒家思想被普遍接受之前，战国时期晋朝、魏国史官所着的《竹书纪年》中对轩辕黄帝、舜继尧位和益启之争的杀伐血腥记载和偏向宣扬儒家思想的《史记》就截然不同。
《史记》中对烽火戏诸侯的记载也曾被钱穆批评为委巷小人之谈，对卫青和霍去病更是多有打压，而对李广则大力抬举。又何尝不是像《春秋》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弘扬儒家思想的产物。
而《竹书纪年》更是长期被主流排斥在外，逐渐被定义为怪谈杂书，可《竹书纪年》明明才成书更早，且由官方撰写。
至于《史记》，纯纯就是司马迁个人行为，而不是官方委托撰写，何况这两还有宫刑之仇，多少有点私人恩怨在里面。
《汉武故事》则是更往后的魏晋时期，有人假借班固之名写的野史杂记，完全不足采信，《资治通鉴·汉纪》则是北宋年间杂糅了《史记》《汉书》记载编撰的，时代久远，更没有参考价值。
真的错怪汉武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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