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武宗时期极端的灭佛政策，李忱上台后立即予以废止，大力恢复佛教寺庙，保护僧侣与信徒权益。这一政策转向不仅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缓和了社会矛盾，也削弱了与武宗关系密切的道教势力，尤其是那些借宗教之名干预朝政的道士。李忱对道士赵归真等人进行了严厉惩处，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与政治的界限，确保宗教活动不致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因素。这一系列举措巩固了李忱的统治基础，增强了民众对新皇的支持与认同。
3、对外用兵，稳固边疆
在对外政策上，李忱展现了高超的战略眼光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审时度势，积极应对边疆危机，先后取得了对吐蕃、塞北与安南的军事胜利，有力地扞卫了国家领土完整与边境安全。尤其是在西北方向，李忱接纳归唐的张议潮，支持其建立归义军，成功收复了河西走廊这一战略要地，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恢复了与西域诸国的经贸与文化往来。这一系列军事外交的成功，不仅提升了唐朝的国际地位，也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为“大中之治”的繁荣局面增添了重要砝码。
三、晚年困局：政局动荡与个人悲剧
唐宣宗李忱在位前期的政绩显着，然而步入晚年，一系列内外挑战接踵而至，导致政局动荡，个人悲剧也由此降临。这些事件不仅标志着“大中之治”的尾声，也为晚唐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1、南衙北司之争再起
大中八年（854年），李忱面对宦官势力的潜在威胁，决意联合宰相令狐绹，欲以雷霆之势铲除宦官集团。然而，这一密谋不幸泄露，引发了南衙（以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北司（以宦官为主的宫廷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原本在李忱早期努力下暂时缓和的两股势力再次剑拔弩张，朝廷内部的分裂态势加剧。这次对抗不仅暴露了李忱在消除宦官干政问题上的未竟之志，更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埋下了隐患。由于政争双方围绕权力核心展开博弈，使得未来皇位传承成为各方势力角力的焦点，为晚唐政局的混乱埋下伏笔。
2、藩镇叛乱频发
大中十二年（858年）之后，李忱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遭遇重大挫折。由于任用将帅不当，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各藩镇趁机纷纷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再次抬头，严重挑战了中央集权。尽管叛乱最终被平定，但过程耗时费力，极大地损耗了国家财力与兵力，进一步削弱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些叛乱反映出李忱在晚年对地方治理的无力，以及唐朝在经历了短暂中兴后，体制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藩镇问题依然是悬在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