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令孜，作为唐僖宗即位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其宦官身份与强大的政治手腕使他在僖宗朝迅速崛起，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枢。他自诩为僖宗的“阿父”，对年轻的皇帝产生深远影响，使得僖宗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田令孜手中的傀儡，国家大政方针几乎全由其掌控。
田令孜掌权期间，肆意揽权、干政，对政敌采取高压政策，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导致官僚体系陷入严重的腐败旋涡。忠诚与能力不再是选拔官员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对田令孜个人的依附程度，这种政治生态严重损害了国家治理效能，行政效率低下，政策执行无力，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此外，田令孜还利用手中职权，牢牢把控国家财赋与盐铁专卖这一重要经济命脉，借此大肆聚敛财富，中饱私囊。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不仅严重侵蚀了国家财政基础，造成国库空虚，更引发了市场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生困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危机。田令孜的专权乱政与贪婪敛财，无疑加速了晚唐社会的衰败进程，为僖宗朝的动荡不安乃至整个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四、烽火连天：王仙芝、黄巢起义与长安沦陷
唐僖宗在位期间，国内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吏治腐败等现象愈演愈烈，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反抗情绪高涨。在这种背景下，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如燎原之火，迅速席卷半个中国，成为晚唐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抗浪潮。
起义军以“均平赋税、惩治贪官”为号召，得到了广大农民、破产流民乃至部分中小地主的支持，战斗力惊人，多次击败官军。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军，唐廷虽屡次调兵遣将，但由于内部腐败、指挥混乱、军力分散，始终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起义军于880年攻克长安，迫使唐僖宗仓皇出逃，这是继安史之乱后，唐朝历史上第二次皇帝因战乱逃离国都，标志着中央政权的权威遭受严重打击。
僖宗逃至蜀地成都避难，长安的陷落与皇帝的流亡，象征着唐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力大幅减弱，地方藩镇势力趁机扩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起义虽最终被镇压，但唐朝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统一与稳定，为后续的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