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则在军事改革与外交领域展现才能，他力主加强边防建设，整顿军纪，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通过外交手段维护边疆稳定，减轻军事压力。富弼还关注农业生产与社会民生，推动实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稳固国家经济基础。
赵曙在人事任用上，展现出极高的识人之明与用人之胆。他不仅倚重韩琦、欧阳修、富弼等既有功勋，更着眼于未来，广开才路，积极选拔青年才俊及具有革新意识的官员。他打破论资排辈的陈规，对有真才实学、敢于担当的年轻官员委以重任，激发了官僚队伍的活力与创新精神。这种用人之道，不仅优化了官员年龄结构，也使得新的观念与方法得以在国家治理中得到实践，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廉政建设方面，赵曙坚决打击贪腐行为，强调官德建设，倡导公正廉明的官场风气。他支持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加大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力度，对贪污舞弊案件严肃查处，无论涉及何等高位者，皆依法严惩，毫不姑息。这一系列举措有效震慑了贪腐行为，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为营造一个公正透明、清廉高效的政务环境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文化建设与学术繁荣：推动《资治通鉴》编纂，弘扬儒家思想
赵曙在位期间，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与推动构成了其执政特色之一。他深刻认识到文化不仅是国家精神内核的体现，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凝聚民心、引导社会风气的重要工具。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赵曙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北宋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首先，赵曙对历史学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治平三年（1066年），他特诏史学大家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这部鸿篇巨制历时近二十年完成，详尽记述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间的中国历史，以其严谨的史实考据、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与深刻的治国启示。赵曙的这一决策，既是对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发掘与整理，也体现出他对历史智慧的尊崇以及对汲取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政治的深刻认识。《资治通鉴》的编纂，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也成为后世史学研究与政治教育的重要典籍，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与传播方面，赵曙更是不遗余力。他深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对社会稳定、道德教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他大力支持儒家经典的研习与阐释，鼓励士人深入探讨儒家伦理、政治哲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推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净化与提升。同时，赵曙还着手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取士范围，降低科举门槛，使得更多出身寒微但才学出众的学子得以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