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十月，事态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胡沙虎最终未能逃脱权斗的宿命，被左副元帅术虎高琪所杀。这次政变表面上看去是皇权对权臣的一次胜利，实则暴露了金朝统治阶层内部的深刻裂痕和极端不稳。术虎高琪的崛起，虽然暂时遏制了胡沙虎的嚣张气焰，却开启了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战，金朝的政局因此更加错综复杂。
完颜珣在这一关键时刻作出的赦免术虎高琪的决定，是基于当时紧迫形势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这一举措虽在短时间里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用，避免了立即的权力真空和可能的更大动荡，但也暴露出皇帝在处理权臣问题上的软弱与妥协。完颜珣的选择，实际上是在饮鸩止渴，为后续的内乱埋下了隐患。术虎高琪的赦免，让他得以继续在朝中积累实力，逐渐形成新的权臣集团，进而加剧了皇权与权臣之间的对立，导致朝政更加腐败和混乱。
蒙宋夹击下的战略误判
面对蒙古帝国的强大威胁，完颜珣作为金朝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自保与反击的内外政策，但这些决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金朝的危机。贞佑二年（1214年），在蒙古军队持续施压下，完颜珣选择了与蒙古议和，希望通过暂时的妥协来换取喘息之机。然而，这次议和并未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仅仅为金朝争取到了短暂的安宁，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蒙古对金朝的侵袭并未停止，和平的幻象很快被现实打破。
更为致命的是，完颜珣决定南迁都城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这一决策看似是为了避开蒙古的锋芒，实则是一个战略失误。南迁不仅未能有效缓解蒙古的压力，反而激怒了蒙古，使其认为金朝示弱，加速了蒙古对金朝心脏地带——中都（今北京）的攻势。中都的失守，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更是对金朝心理防线的沉重打击，标志着金朝失去了北方的屏障，国势进一步衰弱。
与此同时，完颜珣在南方的决策同样令人扼腕。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竟然选择主动挑起与南宋的战争，寄希望于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增强国力。然而，这一决策使金朝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兵力和资源被极大地分散，原本就脆弱的国力更加捉襟见肘。对南宋的战争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反而进一步消耗了金朝的军力和财力，加深了民众的负担，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不满和分裂。
更为严重的是，金朝内部也开始出现裂痕，蒲鲜万奴在辽东自立为王，宣告了金朝对辽东地区控制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