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面对着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深知有效的治理策略对于国家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为此，他创造性地实施了行省制度，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个主要行省，包括辽阳、甘肃、陕西、河南、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岭北等，加上腹里直属于中央的中书省（包括今河北、山东等地）和特殊管理的宣政院辖地（主要包括西藏地区）。每个行省设有丞相级别的长官，直接对中央负责，既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又提高了地方处理政务的灵活性和效率，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为后世明清两代乃至今日中国省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深刻理解农业乃国之根本，因此大力推行“农桑立国”的方针。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给予逃亡农民归耕优惠政策，减免税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政府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等河流，有效改善了灌溉条件，降低了洪涝灾害，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能力。忽必烈还设立大司农司，专门负责农业管理和技术推广，推动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文化教育方面，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吸收和借鉴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推动文化融合与传承。他设立了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学府，不仅培养皇室子弟，也广泛接纳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优秀青年入学，传播儒家经典和礼仪文化。忽必烈还重用儒士，如刘秉忠、许衡等，让他们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使得儒家的治国理念深入到元朝的政治实践中。
三、对外扩张与民族政策：辉煌与阴影
忽必烈的军事征服史，特别是对南宋的战争，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南宋虽偏安江南，但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军事防御体系坚固。1267年起，忽必烈发动对南宋的全面攻势，历经数年苦战，终于在1276年迫使南宋恭帝赵?投降，随后虽有陆秀夫、张世杰等忠臣拥立幼主赵昺继续抵抗，但元军在1279年的崖山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南宋彻底灭亡。这一胜利不仅结束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状态，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一统，也标志着蒙古帝国对中原地区的全面控制，确立了元朝的正统地位。然而，统一的光环下也隐藏着军事扩张的隐忧，尤其是两次东征日本的失败，暴露了元朝在海上军事力量的短板，以及对远征的过度自信，损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了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在民族政策上，忽必烈展现出了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人官员，学习汉法，倡导儒学，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加速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另一方面，他保留了蒙古旧制，最显着的是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分列等级，这种制度设计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护蒙古族的统治地位，但长期来看，加剧了民族间的隔阂与不满，为元朝后期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