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举考试，李贽于26岁那年步入了官场，开始了长达15年的仕途生涯。这一时期，他的官职经历了多次变动，从最初的河南辉县教谕，到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再到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直至云南姚安知府。每一次官职的转换，都是李贽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重要节点，不仅反映了他才华横溢，更映射出他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深刻体验。
在官场的这些年，李贽并未放弃对学问的追求，反而利用职务之便，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深入了解民间疾苦，这为他日后形成独特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官场的复杂与官僚主义的弊端，逐渐让李贽感到失望与压抑。他发现，许多政策与措施虽冠冕堂皇，却未能真正惠及百姓，官场的腐败与形式主义现象让他深感痛心。
万历九年（1581年），在经历了云南姚安知府一职后，李贽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辞官。这个选择，标志着他彻底告别了官场，转而投身于学术与思想领域的探索。辞官的背后，是李贽对个人理想的坚持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他意识到，只有跳出体制的束缚，才能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才能无拘无束地追求真理与正义。
辞官后的李贽，没有选择闲云野鹤的生活，而是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着书立说与讲学之中。他定居湖北黄安，与好友耿定理共同探讨学问，撰写了一系列挑战传统观念的着作。在麻城，李贽的讲学活动更是吸引了众多听众，无论身份高低，性别差异，人们都被他那充满激情与真知灼见的演讲所吸引。李贽倡导的“童心说”强调了真实情感与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犹如一股清流，唤醒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思考与追求。
四、麻城时期：思想的爆发与传播
定居麻城，对李贽而言，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精神与学术上的重生。在这里，他得以远离官场的纷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问的探索与传播之中。李贽的学术活动与思想主张，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天空，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
在麻城的日子里，李贽创作了多部着作，其中《初潭集》与《焚书》尤为着名。《初潭集》收录了他的各类杂述、书信和诗歌，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充分展示了李贽广博的学识与敏锐的洞察力。而《焚书》则是他思想最为激进的体现，书中对传统儒家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呼吁人们打破陈规陋习，追求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这些着作，不仅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更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