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倒是。”何朵回忆道：“他那帮人分工明确的很，我听我妈叨叨过，从盯梢到传信、除障、公关、善后，都有人各司其职。这些人上一秒还窝在炕上喝着酒吃着花生米扎金花呢，下一秒电话一响，就已经气势汹汹赶到煤窑上去了。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土匪窝子。”
何朵和南依所谈，大多是从父母口中偶尔得知的些许琐碎，事实上情况远比她们知道的严重。红西乡的这些村民，早已被折腾的疲惫不堪。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从一开始看到车就熄火跑路，到后面陪着笑脸出面理论，再恶化到争执吵闹哭爹喊娘，以及最后的冷漠麻木。
“就上个月吧，我听我妈说，车子一进你们村，你们村的人就冲了过去。那些人刚从车里出来，车门都还没关好，话还没说呢。明子，唉，就是我那个二货表哥，一个棒槌就干上去了，当场把人给敲晕了。”南依说道。
“啊？这胆子也忒大了吧？！”何朵惊道。
“可不是嘛！天大的事，你也不能大打出手啊！我这表哥就是仗着有刘月生撑腰，不可一世。而且，听说你二叔何胜利当时也在现场。别说对方了，就连他们自己的人，也都惊呆了。”南依摇摇头道。
“啊，我妈没跟我说过这些。那后来呢？”何朵问道。
“送医院呗！但是好像私了了。唉，我也没再多问。”
从刘月生的人打伤稽查队人员起，红西乡的禁煤行动进入一个全新的转折，稽查大队从此彻底盯上了刘月生的煤窑，任他魔高一尺我定道高一丈。刘月生纵然有三头六臂，竟也被干扰的好几个月都没办法开工。
这一年的冬天，红西乡因为缺少煤炭和柴火而格外寒冷。人们除了一日三餐，其余时间都会用二手煤灰把炉火轻轻焖住，让它用最慢的速度燃烧，只要不至于熄灭即可。由于所有人都无事可做，村民们就干脆整日穿着棉袄窝在炕上，看电视打牌或者喝茶吹牛，有条件时偶尔呷几口白酒，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何许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