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大明迁都京师，对于东南的控制减弱，他们立即放飞自我了，开始公然抗税，宣德年间，苏州一府的“逋赋”即达790余万石，数量之大，简直令人咋舌。
豪强巨室占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的现象比比皆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阁老，徐家在苏松占据的大量的田产，但是你问问徐阁老给朝廷交了多少税呢。
难怪不得张居正当首辅时，下令逋赋五百两的，就大辟弃市，但是就是张居正这等猛人，一样拿东南的豪强地主没办法，以至于不得不吐槽道：“苏州以赖粮着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为了保证朝廷的税收，张居正实行了一条鞭法，对于东南的地主来说，简直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因为一条鞭法并没有减少东南地区的赋额，只是不分官、民田地，不论徭役、贡纳、田赋，均按亩征收罢了。所以，无论是“科则适均”、“牵耗均粮”，还是“一条鞭”法，都没有减少政府的田赋收入，只是把官田的一部分赋额嵶到民田之上，故自嘉靖以后，东南地区官田赋减少了，东南地区豪强地主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官田赋与民田赋划一征收以后，官田赋减少，租赋差额增大，豪强地主们承佃官田又有利可得了，但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佃种官田的农民的负担，农民缴给承佃官田的豪富地主的租子一粒也没有减少，一条鞭法实施，反而更有利于他们兼并土地了。
朝廷划一官、民田赋后，出现的官田之赋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的形势，使得一些拥有小块民田的自耕农农的田赋负担加重，如在昆山的一些地方，原只纳赋五升的田地，牵耗均粮后就要纳赋三斗三升五合。这就使农民的处境更坏，生活更痛苦，大量的自耕农因为无力承担赋税，只得将自己的土地卖给豪强地主，自身沦为佃农，一旦有灾荒，就得沦为流民。
而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后，会向朝廷纳税吗？扯淡！大规模的逋赋依旧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税的局面，朝廷派出去的知府、巡抚，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甚至沆瀣一气，而大批东南出身的官员跻身内阁，执掌朝政，更是百般为自己家乡的地主们开脱，打着不与民争利的口号，暗中支持他们拖欠税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朝廷在京师，朝廷手中的武装力量都在九边，轻易动弹不得，这些豪强地主，吃准了朝廷鞭长莫及，根本把他们没办法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放肆的。
朱载坖想去南京，也就想见识见识这些豪强地主的骨头有多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