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很能看得开，人生这站列车，有人短暂同行，有人提前下车，有人只是跟你打个招呼，聚散离合，皆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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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老狼与金毛这个事儿，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与刘彦明的关系，我对刘彦明后来赔钱的举动，算是满意，对于我打电话跟他商量的举动，刘彦明也能理解与认可。
于是乎，老狼事件后，金毛医院待了不到三天，就出院了，麻雀带人崩了老狼后，躲灾跑路了半个多月，就光明正大的回到了江陵。
政府没追究，侯疤子后来也没报复，金毛与麻雀依然在江东道上活跃着，我与刘彦明依旧是手足，只是，少了侯疤子这样一个挺够意思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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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业领域都有各自的难题与困境，打流也不例外。
时间不停歇的奔流着，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6年末，期间大大小小出了很多事儿，而细数2004年，比较值得说道的是另一个事儿。
另一个关乎内部稳定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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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要从毒这玩意说起。
一直以来，我对毒品是深恶痛绝的，94年年尾在五溪，药罐子开天窗给自己扎针的模样在我脑海里刻骨铭心，后来打流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瘾君子在毒品发作时的极度痛苦的模样，那种毒瘾发作时，宛如一万只蚂蚁在身上爬走啃噬的痛苦，足以击穿我对毒品所有好的想象。
然而，我这么想，其他人未必会这么认为。
打流这么多年，我们五兄弟都有了各自的队伍，而今，林林总总，跟着我们吃饭的核心队伍成员就有三四十个。
这么多人，管理起来并不容易。
我国素来是个人情社会，人情与亲疏远近的裙带关系、利益以及组织秩序等交织在一起，要想管得好，十分考验掌舵人的管理艺术。
我何老四这个人吧，不搞什么独断专行的一言堂，很多事儿，我愿意让步与宽恕，但我也有底线，在涉毒这个事儿上，没得任何商量余地。
所以，金毛那个事儿与2004年年尾那件涉毒的事儿，在这两个事情的处理上，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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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做大了，人多了，成员难免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