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几次不成功的改革，不仅丝毫没有挽回帝国的颓势，反而在面对欧洲联军的进攻时，一败再败，逐渐丧失了对欧洲各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使得帝国全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开始试着转向齐国，从汉洲引进教师和学校，并派遣少许留学生——主要是军事方面，到汉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通译局，翻译来自东方的书籍。这样作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群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东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欧洲各国的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治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民族工业。
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不论是从欧洲的学习，还是从汉洲的探索和借鉴，只是学习他们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对方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反思常常是灾难发生后的副产品。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
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惨败后，丧失了大量欧洲领土，都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真神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
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便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本世纪，尽管在军事上有齐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欧洲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