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义上，股权财政还包括各类政府性基金及城投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3年，我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086只，目标规模约12.19万亿元人民币，已认缴规模约7.13万亿元人民币。但政府性基金产生的收入目前暂无整体性统计。
简而言之，股权财政的两大来源是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
一是依靠提高国有资产的收益率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2021 年，全国国有企业 （不含金融业） 资产总额 308.3 万亿元，若提高总资产收益率一个百分点， 则可产生超 3 万亿元的收益，弥补相关缺口。
但在实际上， 2021 年国有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为 1.5%， 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利润总额增长三分之二,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二是利用国有资本进行股权投资。实际上部分地方政府已实践多年，在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中，直接财政补贴的传统形式耗费财政资金，政府资本引导社会资本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一方面助力企业发展壮大、扩大地方税源、带动就业，另一方面股权退出后获得资金，可充实财政，也可滚动投资促进地方产业升级，政府引导基金模式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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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兴未艾到家喻户晓
然而在实际中，要想让股权财政挑起大梁，还言之过早。
首先是资金规模上的有限，狭义上的股权财政和一般预算收入及政府基金收入相比，可谓九牛一毛。
其次是股权财政内部中央和地方分配问题。国有企业“中央强、地方弱”，较难缓解地方财政压力。202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410.4亿元，增长2.9%；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2948亿元，下降11.9%。光看数据中央一级收入小于地方，但地方国企总数却是远远多于中央国企。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低于中央企业，利润上缴对地方财力支撑能力相对较弱，狭义“股权财政”对中央财力的补充意义大于地方。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目前股权财政最好的实现方式便是股权投资：通过政府引导产业基金的形式完成城投公司收入增长和地方产业升级的“双赢”，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城投公司，也可探索转型之路，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政府早已进行了多种尝试。家喻户晓的合肥模式就是最为成功的样本。
合肥率先摒弃传统的财政补贴招商模式，转而通过建立政府引导基金来吸引和引导社会资本。这种策略不仅促进了重大项目的落地，还加速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基金丛林”，其规模达到了千亿级别。投资京东方、蔚来汽车和长鑫存储等关键项目，合肥成功引领了光电显示、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全国产业升级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