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书笑了笑，没有否认这一点。
说实话，苏轼执政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杭州了。
就跟司马光一样，只会故作文儒高雅，吵架也不行，做事也不行，也就驴粪蛋子表面光鲜。要是真的叫这些人做了宰相，肯定又是另一个司马光。看看司马光的政绩就知道了，他连章惇都斗不过，还对高太后撒谎、捏造事实来攻击熙宁变法，最后还是倚靠着章惇的自傲，得罪了高太后才尽罢新法，而此时章惇也和苏轼结上怨了。
从这件事就知道了，苏轼的情商是真的低下。
众所周知，做官一事，智商只是其次，真正重要的是情商。苏轼经常得罪人而不自知，一张臭嘴一支毛笔把自己搞得半生颠沛，不得不说是咎由自取。做官嘛，肯定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的。可偏偏苏轼的敌人满朝都是，朋友却越来越少，不得不说苏轼这做官实在太失败。
看看他对熙宁变法的态度就知道了，就拿差役法来说，王安石是提倡免役法的，章惇也鼎力支持免役法。但司马光这个蠢材看不到免役法的好处，力主废除。然而，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是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熙宁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即便司马光废除了免役法，但后面知道自己干了蠢事，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结果呢，自然是被章惇毫不留情地嘲讽了，说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基本上全是废话。结果嘛，得到高太后支持的司马光自然是借此机会把章惇搞掉了。苏轼也写文章，把章惇往死里踩。但是，后来司马光问苏轼，你对熙宁变法咋看啊？
苏轼怎么说的呢？他在地方做过，知道熙宁变法是不能轻易尽废的，所以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苏轼认为，免役法也好，差役法也罢，“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不得不说一句，王安石在政时，难道苏轼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进水了吗？还是脑袋被雷劈过？他为什么就不能给王安石说一句公道话呢？等到这时候，又对司马光这么说，这不是打司马光的脸吗！不仅如此，苏轼还进一步指责司马光只是“专欲变熙宁之法”，至于是不是利国利民，司马光全然“不复校量利害”，力主恢复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
司马光没在地方做过事，不知道实情，被苏轼骂得一愣一愣的，问苏轼：你有啥办法没？
苏轼很光棍地一摊手说，没。不仅如此，苏轼还跟老光同志扯了一大圈历史故事，然后罗哩罗嗦又抨击了王安石一通，接着很傻很天真的提出了对免役法的修订办法，希望能做到即省钱又办好事情而且老百姓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