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对群臣的反应非常满意，心里面甚至有些感谢公孙昆邪了。
有公孙昆邪这只鸡的下场在前面，恐怕，接下来商议盐铁之事的时候，就不会有反对之声了。
果不其然，当治粟内史直不疑出列奏道：“臣不疑昧死谨奏：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古之王者治政，以食货为本，今天下久安，货值大兴，商贾货物，行于天下，犹以盐铁为甚，彼辈获利无数，广并田地，致使贫者无立锥之地，小民无安身之所，且坏先王之制，又无一利泽于社稷，臣不疑冒死敢情陛下，禁绝民间私营盐铁，收盐铁之利于府库，泽于苍生社稷，如此，国不益赋，而海内用饶……”
直不疑是新年大朝议后转任为治粟内史的。
治粟内史这个官职属于传统的九卿序列之一，只是，常常出缺，跟太尉官一样，并非一定设置。
但其衙门与机构却一直在正常运转。
因为，这个衙门在汉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
简单的来说，它相当于汉室的财政部与农业部的集合体，掌管天下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经济政策的走向。
在未来，治粟内史经过改革，变为大农令，在小猪朝中后期再次摇身一变，化为大司农，每一次改革，治粟内史的权柄就重一分，至太初元年，披着大司农马甲的治粟内史下面，有太仓、平准、均输、都内、籍田等五大分支机构，几乎取代了丞相的位置，成为汉室权柄最重的文职官位。
毫不夸张的说，治粟内史职权的演变，清楚的反应了汉室中期朝局政治的走向和国家政策的调整。
看清楚治粟内史的历史，基本就能知晓汉室的农业、商业政策，并摸清楚汉室的财政能力。
即使是现在，治粟内史也管辖着仓储与商业税收这两个机构。
权柄虽然没有内史、少府大，但在盐铁这个事情上，却没有比治粟内史更合适的发言人。
刘彻看着直不疑，接过他的奏疏，甚至看都没看，就直接对群臣道：“治粟内史所奏，甚合朕意，其下公卿列侯共议！”
说着就对王道点点头，后者拍拍手掌，立刻就有十几位宦官捧着数十套早就抄录完毕的盐铁政策说明文书，散发给群臣。
而丞相周亚夫与御史大夫晁错则是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有关说明的文书，就立刻出列拜道：“陛下所制盐铁之策，臣等以为利国利民，可称大善，请陛下下诏，公之于露布，行之于天下，使天下元元万民，明知陛下之意！”
大家没有一个笨蛋，看着丞相、御史大夫这汉室政权的两架马车与天子一唱一和，哪里还不知晓，这三位执掌汉室最高权柄的巨头已经达成了一致。
即使有人想要反对，但仔细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分量后，这些人就明智的做出抉择：
下一刻，几乎所有大臣，全部出列，高呼：“陛下所制，实乃万世不易之策，维陛下能作威作福，请下诏公之于露布，行之于天下！”
不是没有反对的，实在是公孙昆邪的榜样就在眼前！
要想不被精神病、因劳成疾，就只有乖乖合作一条路可走。
当然，更重要的是：反商仇商，在汉室属于政治正确。
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对商人的不满和仇恨，早已不是一点两点，一天两天了。
打击商人，抑制豪强、控制兼并，抚恤孤寡、尊老爱幼，这些价值观构成了汉室的普世价值。
就算是对商人最亲近最温和的儒家各派和当政的黄老派，其实也是恨不得商人们去死！
这就是在汉室政权中商人们的悲哀所在。
他们空有庞大的财富，无穷的资源，但在政治上，他们没有一个盟友和合作者，甚至连同情他们的人都没有！
他们的名声，在汉室社会是仅次于宦官群体的第二臭名昭著。
至于社会地位，说的难听点，还不如一个落魄的文人！
譬如历史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就很好的诠释了商人们的尴尬。
以卓王孙的财富，放在后世，一个政协常委跑不了，甚至能与国家总理对话，但在这个时代，一个尚且没有发迹的司马相如，却能成功的在他身上咬下一块肉。
你放后世，哪怕是宋明之时，试试？
看看可有那个胆大包天的穷酸敢勾引盐商的女儿，甚至私奔后，毫发未伤？
所以，当天子与丞相、御史大夫达成一致后，即使有些人与商人们有些关系，拿过他们的好处，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却一个站起来为商人们说话的人都没有。
像历史上昭宣时期，盐铁政策之所以被官僚反扑，甚至差点夭折。
那是因为当时的官僚主体，已经变成了以地方豪强利益为代表的儒家官僚。
而在此时，不好意思，整个汉室朝臣九成以上来自于列侯贵族元老勋臣。
他们的利益来自于封国，来自于自己的爵位以及特权。
与地方真是没有什么联系。
这也是为什么，汉室前中期可以拿地方豪强以及商人不当人看，动不动就杀全家，而昭宣之后，却再也不提压制地方豪强，控制土地兼并了。
因为，国家的执政者，已经从军功列侯阶级和元老阶级变成了地主阶级。
所以，小猪发布告緍令时，没有人喊与民争利。
反而昭宣时期，政府不再严控商人地主豪强后，反倒有人觉得国家与民争利了。
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阶级决定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