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小时后，父亲就带着刘矮子来到我家。父亲说：“刘老师，我儿子额头特别烫，有时候都胡言乱语了，在我床上躺着的，您快请进！”
刘矮子走进父母的卧室，母亲从堂屋抽了一条方板凳，方板凳是父亲从山上砍的柏树，请木匠师傅加工制作的。方板凳长四十公分，宽二十五公分，高五十公分，通常川渝地方的人体身高，坐这种方板凳正合适，不高不矮。刘矮子坐到床前帮我诊断。刘矮子不慌不忙，把肩上斜挎的医药箱放高方板凳上，拿出温度计，撩开我的衣服，把温度计夹我左胳膊的腋下。刘矮子说：“姚俊，把胳膊夹紧了，别让温度计掉出来，掉出来就测量不准确了。把嘴张开，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我听话的紧紧夹着胳膊，把舌头伸出来。刘矮子看了舌头，又说：“把嘴张开，说一声阿！”
我把舌头缩回嘴里，张开嘴，说：“阿......”。刘矮子拿一块竹块，竹块比吃完老冰棍后的木块大一半，也要长一半。他左手用竹块压着我的舌头，右手用手电筒照我的喉咙。他看完以后，又用他右手搭在我左手脉搏上，诊断了我的脉搏。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特别是农村里，医生通过传统的医疗方法诊断病人的病情。不像现在的医院，只要进去，各种检查化验一大堆，人还特别多，哪个窗口都要排很久的队，看点病能折腾死个人，钱也花很多。
刘矮子诊断完我的脉搏后，取出我腋下的温度计。“三十九点七度，高烧啊！需要打一针！”
一听要打针，迷迷糊糊的我瞬间清醒过来，哭着说不打针。父母一听高烧到三十九点七度，顿时紧张得不得了，怕把我脑子给烧坏了。由不得我不同意打针，父亲把我翻过来让我爬到床边，他坐在床上搂着我的双手和上半身在他怀里，令我没有挣扎的余地。母亲双手紧紧抱住我的双脚，令我无法乱蹬。刘矮子默契的褪下我的裤子，露出我大半边小屁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