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大多属稀树草原地貌。在只有石器或简单木制农具的情况下，这种土地上面的植被容易清除，便于开垦成农田，进行耕种。其他地方如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铁制工具产生和普及之前很难有效清除，黏性板结或砂石过多的土壤也无法得到开垦。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地面积大，是当时北半球最大的宜农地，比西亚、北非的肥沃新月带的总面积还大。尤其是在小麦被引种后，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促使阶层分化和统治者、贵族、士人、军队、祭祀人员、巫师、史官（由巫师分化）、工匠等专业人员规模的扩大，也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劳动力。统治者控制了较多粮食，促成了“公天下”的禅让制度向“家天下”的世袭制的转化。到西汉末年，在6000余万总人口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占60%以上。
连成一片、中间没有完全封闭的地理障碍的土地，便于大面积开垦和耕作，便于新作物如小麦的推广，便于统治者、管理者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扩散、迁徙和重新定居。在没有机械或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这一区域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交流比较方便，活动半径容易扩大，交往的次数趋于频繁，会在较大范围内形成通用的表达方式，密切人际关系。由于人员和物资流动成本较低，强大的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由诸夏建成夏朝。这样的环境也使地域性的神灵逐渐被大范围、普遍性的神所取代，进而形成统一的最高神——天，天下也成为已知和未知的地域范围的代名词。天和天下的概念进而催生出大一统的观念，之后的统一就是以这片土地为基础，并且不断扩大。
战国时，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一些诸侯国开始在新扩展的疆域内设置行政机构，划定行政区域。一些士人已经在规划统一后的蓝图——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州并确定九州的名称。为了使自己的规划能为未来的君主所采用，他们将这个宏伟的方案托名于大禹，记录于《尚书·禹贡》，九州因而又被称为“禹贡九州”。尽管九州从未成为事实，但从此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而“州”也被采用为行政区域或监察区域的通名，沿用至今。九州的具体名称也一直被行政区域所采用，今天还是一些政区的专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普遍推行郡县制度，由中央集权对全国实行分层级、分区域的统一行政管理。清朝又在牧业地区和边疆地区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域，政区制度最终覆盖全部疆域。两千多年来，尽管具体的层级和区域有所不同，但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的政区制度一直没有实质性变化。
春秋战国时的黄河流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曾周游列国，晚年回到曲阜，致力于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学，他的众多学生主要来自鲁、卫、齐、宋等国，他的主要传承人曾子、孟子等也都生活在这一带，齐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战国时百家争鸣，几种主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地区也集中在黄河流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杨朱、宋钘、尹文、田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慎到、商鞅、韩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黄河流域的范围。
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中心，其影响远及亚洲腹地。黄河下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最主要的农业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黄河流域的优势地位由于政治中心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强。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各类知识分子、各种书籍、各个学派、私家教授、官方选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绝大多数跨黄河流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