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年中，大汉朝堂之上，同样没有太大的变化，政治上的稳定，往往表现在人员的稳定上。魏仁溥、窦仪、王溥这三名宰臣，已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魏仁溥宽厚有度，顾大体；窦仪刚正清介，谨循礼法；王溥年富力强，好学不辍，人誉有宰相之器。
对于大汉的官制，也再度梳理了一遍，将散武勋与朝廷实授官职进一步区分明确，这一点并不难，在唐制的基础上，糅合当下大汉国情即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再度裁撤了一批冗官。
官职名称上最大的变化，要属三司使了，为了与禁军三衙、三法司以及地方三司加以区别，正式设立财政司，下辖度支、户部、盐铁三部，财政司长官呼为计相，写入《汉会典》，由此，财政司的职权与地位，进一步拔高，为中书令下第一人。
在财政体制整改确立的过程中，爆发了开宝年来第一次比较剧烈的政治冲突与斗争，前三司使雷德骧与户部尚书王溥之间的对抗。
自从王溥回朝，被安排在三司后，作为原三司长官的雷德骧就始终处于一种阴霾之中。在雷德骧看来，王溥就是来抢班夺权的，仗着皇帝的宠信，在三司指手画脚，竟然使他这个堂堂计相，被排挤在开宝新政的核心领导集体之外。
论才干，雷德骧自诩不弱王溥。然而，论人缘，人皆赞王溥美姿仪，有风度，而雷德骧过于刚直，性急躁，常有犯上欺下，风评就差了不止一筹。若论与皇帝关系之亲近，皇帝的信重程度，那就更没可比性了。
性格有的时候，也确实决定命运，忍了两年多，雷德骧选择了抗争，还是正面针对王溥，对其言行进行挑刺，对其工作进行阻遏。使得三司在一段时间内，纷扰不断，甚至耽误了度支工作。
最终，惹恼了皇帝。作为皇帝，刘承祐自然是乐意见到臣下们有竞争，有对抗，但要有个度，有底线，不能怀了国家法度，耽误公务。
当雷德骧以私怨而废国事之时，刘皇帝自是不能容忍。最终，雷德骧被罢计相之职，外放陇右，知兰州。这样的处置安排，也是遵循一种默契的规矩，雷德骧终究是朝中重臣，虽不容于朝堂，外放地方，仍能居要职。
当然，也是因为在刘皇帝看来，雷德骧为相欠缺明显，为一方之任，则绰绰有余，再加西北地区，本就是用人之地。
就结果而言，大汉的朝堂斗争，也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理性的状态，不至于动不动就是血雨腥风。这也是，刘皇帝当政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方才逐渐养成的规矩，从边归谠到李涛到，再从范质到雷德骧，历次有高官重臣被排斥出京，都不失要职重任。
雷王之争，以王溥的完胜而告终，王溥籍此，官拜财政使。从头到尾，面对雷德骧的挑衅，他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三点，一退二忍三让，让到最后，皇帝插手，雷德骧外放，他则一跃到位，成为政事堂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在雷德骧西行赴任之时，王溥还亲自前往送行，一笑泯恩仇固然没那么简单，但王溥在士大夫之中的名望却日益增高，容人之量也成为了其政治标签，再加上回朝之后，王溥也举荐了不少人才，使得他在朝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在大汉的开宝时代，在这个耀眼的舞台上，王溥注定是颗政治明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提及西北，不得不说，并不算安稳。尤其是河西地区，虽然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安排，尤其是军队戍守，更是强而有力，但是当年过度的杀戮，后遗症也显现出来了，仍旧叛服不定，虽然每一次都被汉军强硬地镇压，但总有人跳出来，反抗大汉的统治。
两年的时间下来，原从属于甘州回鹘统辖下的人口，已经锐减一半，都是在动乱中，或死或逃。虽然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事实就是，在大汉的统治下，甘肃地区反倒不如回鹘人统治时期安宁。
而几支逃出甘肃的回鹘人，也不消停，尤其是西迁至沙州西南的一支，两年的时间内，竟然有五次聚众袭扰瓜沙甘肃。他们人口不多，军力不强，但深谙游击之法，就像苍蝇臭虫，打不倒你，咬不疼你，就是让你不胜起烦。
最大的一次，联合了一些吐蕃人犯边，杀掠沙州百姓三百余人。为此，河西的戍军，已经准备进行一次突袭，将这支烦人的回鹘余孽，彻底消灭，顺便打击那些不安分的吐蕃人。
归义军，已经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享受着朝廷的重爵厚禄，西平公曹元忠、广安伯曹元恭高调东归，到京城享福，当地豪族也陆续内迁，分散安置在关陇一带。
河西走廊，可以说是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了，但丝绸之路，依旧断绝，商旅难兴。除了局势不够安稳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西域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