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之后，往往就是安宁，告别了嘉庆节，东京城也自然而然归于平静，恢复到过往那种寻常平淡的氛围中去。
一时的庆祝与喜悦，并不能改变东京士民的劳碌，一切照旧，寻常人家，依旧为生计辛勤奔波，不得片刻安歇。起歌舞的依旧起歌舞，世俗的疾苦，与他们没有半点相干。
至于满是锦服朱紫的庙堂之上，也确实多了些异声，来自京外地方的声音。大概是为了证明封疆大吏、柱国大臣们进京，并不只是为了给他祝寿，满足他的私欲，刘皇帝下制，让太子刘旸与宰相赵普组织内外臣工在广政殿进行为期半月的国事会商量。
这是有惯例的，在每年上元节假后，朝廷这边都会有类似的政治活动，只不过参与探讨的都是各地进京的上计大臣，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汇报，是接受查问质询，份量在地方上很重，但在京城可就轻了。
而像此番这样，各地军政的头头脑脑，不说全部抵京，七八成总是有的，这些人可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大汉的政治精英，也是大汉帝国这一庞大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对于国事，自然也是有话语权的。
虽然大汉如今处于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状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对中枢就完全俯首帖耳了，道司大吏们，往往都是大权在握，国家在趋于和平稳定的情况下，地方大吏们的权威同样也越发巩固。
他们或许不敢直接违逆朝廷中枢，但真要不服了，也有的是反应手段与措施，只不过，那种情况很罕见吧。
别的不提，就说卢多逊，不管是在河西还是在两浙，就已经隐隐与赵普别苗头了，而赵普可是大汉首相，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代表的都是朝廷。
还有河西布政使雷德骧，当年外任兰州，就因为与王溥不和，在河西任上，对赵普，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同样多有非议。
更早些，还有王朴与李涛之间的龃龉，为了一些人事任命的问题，这两国公都能隔空互呛，官司都能打到刘皇帝那里。
因此，时至如今，朝廷中枢的权威仍旧牢固不可动摇，但封疆大吏们，总是难免要“反抗”一下。
当然，他们的反抗，不是要造反作乱，只是想要为治下多争取一些利益，让自己好过些。而这种情况，反应到这次国务廷议上，便产生了极其激烈的争执。
大汉国土广袤，道府州县众多，民情复杂，各地的情况各异，其诉求也各有不同，不论是穷的富的，还是人多人寡，都希望能得到朝廷政策上的扶持。
政策扶持这个概念，还是近几年出现在大汉的，其由来，除了刘皇帝无意提了一句，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安东地区的发展了。
不到十年的时间，安东那蛮夷杂聚的苦寒之地，能够有那般显著的发展变化，文明礼仪之光初现，绝不只是刘煦为首的安东都督府的苦心经营。
其背后，朝廷的扶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只会是镜中花、水中月。税收，朝廷不收取，每年还是扶助款项，进献的金银，也会得到相应的汇报。
安东缺人，可任其在内地道州招募，各地官府不得阻拦，政策上更是大开绿灯，不加限制，也使得大汉治下自主性最强的地区。
对于边地的开拓，大汉从来没有放弃过，但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达到安东地区的程度。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朝廷在政策上的宽松限制，包容对待，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投入，也没有这样的优待。
而有安东这个例子在，其余道州的官僚们，怎能没有想法。同样是大汉治下，同样是刘皇帝的子民，怎能如此区别对待。
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朝廷宁愿花费代价，去开拓安东那种蛮荒之地，为何不稍降恩泽，照顾一下他们。把那些人烟稠密、气候适宜的精华之地，发展得更好，不是更有益处吗？
至于其他穷僻地方，那更是一副嗷嗷待哺的姿态，比如云南、黔中、广西、榆林等道就是如此。而似安西、安南这样情况与安东相似的地方，那就更有话说了。
比起安东，安南经营更久，虽然地处偏远，但那里不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土著的驯化问题，都明显要好于安东。
而十多年的发展下来，安南已经能够正常向朝廷贡献钱粮税赋，当然，这是带有一定殖民色彩的，但也可窥其潜力。
如今的安南布政使是李守节，辰阳侯李筠之子，他属于军转政，镇守安南多年后，就地转任布政使，一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