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真如李江遥所猜想的那样，因为程西之死，李炳再次动起了军队的心思。
自古以来，作为一国之君，皇帝最担心的莫过于三件事：文臣乱政、武将乱国、皇室乱权。
君王之所以称孤道寡，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孤独。
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皇亲国戚，随时都有可能背叛自己的君王，走上叛逆之路。而这其中最可怕，也最难处置的，当数掌握军队的武将集团。
或者说，军方。
军方如果可以被皇帝牢牢掌握，那基本上就能让国家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太平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生都会得到充分发展。
相反，军方假如不服从皇帝的管辖，或者阳奉阴违，政局便会处于动荡之中，别说什么事情都办不了，甚至连皇帝本人也朝不保夕。
所以，帝君对军队不放心，从来都跟人品性格无关，而是深深地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你当皇帝，你也一样会这么思考问题。
当然，不同的帝王，因为胸怀、能力和智慧不同，处理与军方关系的方式也不同。很多雄才大略的明君，能够准确把握军方大将的心理，选贤用能、充分信任，最终达至君臣和谐的境地。
只可惜，李炳不是这样的帝君。
年幼丧父的他，可以说是在恐惧和担忧中长大的。一纸圣教盟约，究竟能不能保住他的皇位继承权，甚至能不能保住他的小命，从来都是一个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
二十岁之前，没人能回答李炳；二十岁之后，情况则更加复杂。
正因如此，李炳在做圣唐皇太子的最后几年里，犯了下弥天大错。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给了当时的军方，却险些被军方坑死。不仅坑死他，也坑死整个皇朝。
在李炳的心目中，所有执掌兵权的大将，都是不可信的。
谢光不可信，包遇春不可信，甚至何景明、徐烈、杨兴泰也不可信。唯一可信的，是他自己。军队只有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才最安心。
然而不幸的是，造化弄人。突厥和叛军的长期存在，根本不可能给李炳亲自掌握军队的机会。相反，倒是李江遥、马洪杰这些能征善战的大将，因为战争需要，手里的军队越来越多、实力越来越强。
一方面，李炳要依赖将军们消灭敌人，维护圣唐皇朝，保卫他的神圣皇权；另一方面，李炳又担心李江遥他们随着兵权日益稳固，最终反过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这种极度矛盾的心情，他没办法跟任何人讲，也不敢跟任何人讲。
直到程西突遭暗杀。
说实话，在慕容雪的血色婚礼上，毒兵刺客一口气杀了几十个皇族和重臣，都没有如今程西之死令李炳感到万分紧张和不安。
血色婚礼，是突厥残余的疯狂报复，是无差别的屠杀。
而程西，则是瞄准禁军高级将领的针对性刺杀。
这二者是有本质差别的。
别有用心的阴谋论，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朝堂，传进了李炳的耳中。一时之间，军队不稳的言论，再一次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
这种情况下，尚书左仆射和大都督的一份联名奏疏，给生性多疑的帝君提了醒：是时候进行新的军方人事布局了。
魏梓轩提出，眼下平叛战事正进入南北对峙阶段，无论陆军还是水军，皆已渡过之前较为紧张的时期，前线格局基本稳定，朝廷各项备战进展顺利。他建议，趁此机会，选拔一些忠于帝君的传统贵族子弟，补充到各个军团，担任中高级指挥官，借以稳定军队。
殷诚毅则强调，程西遭遇刺杀，显然是某些人不愿看到皇后的哥哥、镇国公府的成员担任重要军职，这恰好说明了左相提议的必要性：军方新崛起的势力妄图独揽兵权，才会担心害怕传统贵胄门阀回归军旅。
对于他们两个人的说法，李炳颇为动心。
尽管在很多方面，李炳也对魏梓轩和殷诚毅存在戒备。但他更希望看到朝廷大臣与军方将领存在纷争、相互制衡，只有这样，身为帝君的他才坐得安稳。
魏梓轩的想法，目的显然是要削弱那些统兵大将的权力，因此还是存着个人私心的。不过，在李炳看来，这也恰好是他想要的结果。
很快，新一轮的军队调整酝酿出炉。
旬月之间，一百多名来自帝都各公侯王府的青年勋贵被帝君征召，并分批派往前线军团，担任都尉、参军、司马、校尉、主簿等职务。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镇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