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琅琊郡境，状况非常的糟糕。由郡境向四周望去，北面是大江横陈，其他各面则俱被群情汹涌的丹阳乡众围堵起来。
而民乱之所以还没有彻底爆发出来，其实也在于目下琅琊郡境中力量不弱。或许双方都是不习兵事的乌合之众，但区别则在于一方是有组织，另一方人数虽多，但却混乱不堪。
虽然也有一部分宿卫哗变加入到暴动的乡众当中，但宿卫本就不是什么精锐之师，哗变之后纪律更是荡然无存，分散在各乡各邑民众当中，自然也就承担不起领头表率的作用。
生民易躁，却难持久，尤其面对对面井然有序的严阵以待，已经先胆怯几分。纵然也有小规模的流血摩擦发生，但是有组织的琅琊乡众面对这些状况时无疑优势更大，所以在任球所率领的吴人乡众抵达之前，双方基本上还是隔着郡境互相谩骂，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厮杀混斗。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什么强势人物做出号召与表率，这一次的丹阳民乱声势虽然不小，但真正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其实有限。
这也是台辅们对于民变并不过分警惕紧张的原因之一，小民所需要的仅仅只是单纯的发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引领和利益诉求，或许短时间内会对琅琊乡众产生极大的痛恨情绪，但在集结前往琅琊途中很有可能就自己力疲不支，自行散去了。
真正能够让民众们暴躁到必须以死报之的，必须是良田被侵占、沟渠被分流这种具体现实的纠纷。是否割划侨置州郡这种大问题，诚然一时间情感上难以接受，但在戾气发泄完毕之后，也就懒于过问了。
所以单纯流言的力度并不足以酿生如此大规模民变，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此前台内搜捕沈充频频调动宿卫所造成的假象。而丹阳那些乡宗的不配合又给台辅们造成这些乡宗也加入进来的错觉，于是不免又调集宿卫驱散民众，这更造成了民众更大的不安。
可事实上，那些乡宗的不配合大概仅仅只是对中枢前景的不乐观，并没有达到要与琅琊乡众一分生死的紧迫感，所以也就少有参与引导乡众进行乡斗，不敢做这个出头鸟。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新的变量外力加入进来，在面对有组织的琅琊乡勇，丹阳乡众散去仅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甚至在吴人们汹涌赶来的途中，郊野已经随处可见意兴阑珊、散往各方的丹阳乡民。而吴人们又不同于这些丹阳乡众，身在异乡又屡受苦难折磨，既有着家产被夺、亲众遭难的切肤之恨，背后又有着强大的沈氏撑腰，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吴人们一路行来，血债血偿、杀人报仇的吼声不绝于耳，气势始终高亢。尤其在看到那些灰溜溜散去的丹阳民众后，更是不留情面的大声讥笑。
吴人与丹阳人本身就算不上友好，在丹阳人看来吴人跟侨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前来侵占他们乡资乡土的恶贼，所以此前台城清洗吴人势力的时候，丹阳人在这当中也是颇为活跃，在吴人看来就是助纣为虐。
所以在还没有抵达琅琊之前，便有一部分吴人先与丹阳人叫骂邀斗起来，那些丹阳人气势本就衰尽，自然不是苦大仇深的吴人对手，被吴人一通追打得落荒而逃。
但丹阳人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本土作战，自然人多势众。他们或许惧怕阵列分明且多甲众的琅琊乡勇，但流窜至此的吴人乡众在组织和械用上却并不比他们强多少，原本不敢进攻琅琊乡土本就有些讪讪之意，这会儿自然树立起一个新的仇恨目标，于是原本有崩散之势的丹阳乱民便再次集聚起来，转而开始包围这些吴人乡众。
双方各自气势汹汹的在郊野对峙，反而将今次报复的正主琅琊乡勇晾在了一边，丹阳人叫骂吴人越境强贼落荒而败，吴人则叫骂丹阳人认贼作父、全无血性！
而这时候，就体现出沈充安排任球返回的深意所在。任球本身便是丹阳人，虽然不算是什么丹阳望宗，但是常年代表梁公沈维周、及后则是沈司空游走京畿之内，最起码那些丹阳乡宗对任球是并不陌生的。而吴人更不必多提，任球在这里本身就是沈家的一个代表。
双方虽然叫嚣的凶狠，但也还是极为克制。
其中最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丹阳乱民当中隐藏的那些乡宗人家的极力约束，这么大规模的乱民骚动，他们怎么可能置身事外，之前之所以不敢直接鼓噪民众进攻琅琊，就是因为丹阳人在时局政治中的弱势，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领袖人物存在。
没有后台，说话做事都不硬气，这些乡宗虽然也受不了侨置南徐州的安排，可是台中若真的决议如此，单凭区区民变是不足阻挠的。如果他们在当中过于跳脱，反而会成为台内重点清除的对象。
所以，任球所率领的吴人乡众抵达此处后，便让这些丹阳乡宗看到一个攀附借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