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探监室出来，我并没有离去，而是在靳副所长办公室里逗留了一会。
或许是看在刚才那个红包的面子上，又或许是死神和白毛鸡的面子，靳副所长对我还是很友好的。
对于我的问题，几乎有问必答。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朋友什么时候开庭？
靳副所长的回答是：犯罪事实已经清楚了，不过最近的案件比较多，要有序排队，估计要等上两个月。
我问出了第二个问题：像她这种性质，能判多少年？
这个问题靳副所长打起了太极，笑着说道：这个不好说，定刑标准要根据综合评判，到时会由检察院提前诉讼，法院那边一锤定音，我们这里只负责关押啊！
虽然靳副所长的回答没什么意义，但我还是从中嗅到了某些信号。
阿荷的定刑过程是由流程负责，但流程是人负责的。
也就是说，多判少判都在某些人的意念之间。
有可能一字之差，就能让阿荷少遭受数年的禁锢。
一句话：此事尚有操作余地。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我就没有再逗留，寒暄两句就离开了拘留所。
回到车上，我一边开车往回赶，一边拨打了死神的电话。
通了之后，我第一句话就是，“神哥，我这个朋友的事，我想让你帮帮忙，花点钱无所谓，我只想争取最轻的量刑。”
死神是这么回答我的，“这个事你可以问神猴，他专门负责红道这一块的业务。”
说罢，就将神猴的电话发给我了。
死神口中所说的这个业务，我略微知道一点。
众所周知，黑红两道的关系很复杂，很特殊，也不可分割。
红道人物需要提升一些业绩，就少不了黑道的配合。
比如一些拆迁问题。
遇到一些钉子户，红道不好动用歪招，但道上可以。
还有一些安全事故问题，道上大哥只需送上两个炮灰小弟，就可以解决红道的燃眉之急。
而黑道中人想行使一些方便，也少不了红道手中权力的出租。
比如谁家亲戚朋友犯了事，量刑有很大的区间的时候，你要是不打招呼，可能就公事公办了。
我记得一个印象很深的新闻，一个青年，由于不懂法律观念，在山上捉了几只鸟。
而这些鸟的来头不小，是国家保护动物。
结果，被判了十几年。
可说破天，不就是几只鸟吗？
要是有人肯疏通的话，估计交点罚款就没事了。
这就是权利出租的特别之处。
这些规则在黑红两道都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因此，就诞生了一些被称为‘掮客’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