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孙传庭山西清田，雷霆一击数十豪绅后，崇祯帝心悬未竟之敌——三晋商贾，然蛛丝马迹难觅。此三户虽根植山西，却早已布局张家口，避其锋芒，产业东迁，犹如狡兔三窟，孙氏之举反成惊弓之鸟。
黄台极失臂膀五，关内物资渴求愈烈，三晋商贾趁势而起，频繁穿梭于建虏之间，虽利厚如潮，亦险象环生。终是卢象升慧眼如炬，顺藤摸瓜，一举成擒，犹如秋风扫落叶。
战果辉煌，非但截获粮草六万石、生铁盈车，更于三商巢穴深挖七窖，白银六百四十万两熠熠生辉，粮草四十二万石堆积如山，商铺珠宝琳琅满目，令人咋舌。
卢象升妙笔生花，效仿孙传庭故智，以减损之名，暗度陈仓，仅余部分上缴国库，余者自留。此举虽显狡黠，却也为崇祯帝添一笔横财。帝大喜过望，即颁中旨，三商通敌大罪，满门抄斩，以儆效尤。
随后，外务府曹化淳奉命，以此案为鉴，遍游大明，扬清激浊，痛斥奸商之恶，一时之间，商海翻涌，人心惶惶，无良之辈皆敛迹藏形。
四月望日，崇祯帝借晋商通敌之案，雷霆万钧，宣布商税新政，举国瞩目。此议年前岁末已露端倪，群臣心中早筑堤防。
然何以迁延四月方启帷幕？盖因户部需细察民情，因地制宜，厘定税率。寻常百姓之柴米油盐，自与珠玉锦绣、烟花之地有别，税率岂能一概而论？
又，征收之法，防弊之策，皆为难题。如何杜绝欺瞒、遁税、避税之术，界定商贾范畴，以免误伤民生，伤及经济根本，实乃精细活计。若将街巷菜贩与粮铺、杂货之主等量齐观，岂非加重百姓负担，有失仁政之道？
崇祯帝为此频施恩泽，对内阁首辅温体仁、户部尚书陈奇瑜耳提面命，虽其税务之见尚显稚嫩，却显其志在千秋。
税务之网，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大明商业兴衰。成则经济繁荣，如虎添翼；败则民怨载道，国基动摇。
温、陈二人于文渊阁内，常为税务琐事争得面红耳赤，终难定夺，只得登门请旨，求崇祯帝一锤定音。
终得云开见月明，商税新政尘埃落定。《大明商律》，由陈奇瑜执笔，温体仁润色，崇祯帝御笔钦定，加盖玉玺，昭告天下。
这部煌煌巨着《商律》，洋洋洒洒三百页篇章，首批即铸版两千余册，如春风化雨般遍洒帝国疆土，自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吏手不释卷，继而深入民间，掀起一股商海新风尚。
大明财政，一统于户部之手，商税征管，革除地方藩篱，此等壮举，陈奇瑜大人未雨绸缪，两月前已广开财路，精挑细选税务使者，分赴四方，以固国本。
“诸卿共鉴，畅所欲言，朕洗耳恭听。”崇祯帝悠然端坐龙庭，此《商律》乃其心血结晶，期待满朝文武共赏。
王承恩轻步穿梭，将墨香四溢的《商律》一一呈于重臣之手，崇祯帝笑靥如花，犹如老农盼秋收，静待朝堂之上，群臣嘉许之声。
内阁诸公，泰然自若，书卷轻启，略翻数页即合，盖因原稿早已熟稔于心。其余新晋文官，多持赞赏之辞，彼等出身清白，无商贾之累，国帑充盈，于己无损，自是符和圣意，不敢稍有违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