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税间架，就是按屋顶上的房梁收取税钱，两架梁算一间房，上等房每间收二千文、中等收一千文、下等收五百文，收税时吏员需进入居民家中挨个统计。这样下来，每家动辄就要上缴数百缗。
如果屋多钱多或是屋少钱少倒也说得过去，但有的人房梁虽多却没什么钱，对此朝廷一律不管，只拿结果说事。有敢于藏匿的，一经查处，隐瞒一间打五十板，告发者赏五十缗。
而除陌钱则更为离谱，规定凡是出现货币交易或是物物交易的，不论公事还是私事亦或是买卖所得，每缗钱（每缗约一千文）须由官府收取五十文的抽头，物物交易按市价折合后计算。有敢瞒报一百文的，打六十板、罚两千文，告发者赏十缗。
这个缺德税法一经颁布，京城内外民怨沸腾！
时任翰林学士、年方二十九岁的陆贽实在看不下去，呈奏了一封万言书，痛斥这些行为，并提出了挽救时局的看法。
陆贽是中唐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后来还做了德宗的宰相。他的奏疏多用排偶句，极具文采且条理精密，读起来抑扬顿挫。
司马光非常尊崇陆贽的文笔与思想，在其所着《资治通鉴》中，但凡遇到陆贽所上奏疏基本都是全文转载，这也使我们后人得以一暏名家风范！
这封奏疏是陆贽入仕后有史可查的第一篇政论，主要阐明了五个观点：
第一，打败敌人，在于用之得人；而驭人的要害，又在于权柄在手。如果将领没有选对，兵众虽广不足为恃；如果失掉权柄，将领虽强也难以驾驭。将领不能指挥部众，国家无法操控将领，不仅白白耗费钱财、无法平定叛乱，而且存有引火自焚的风险！
第二，如今在两河、淮西起兵造反的统帅，不过四五个元凶而已，他们中间恐怕也难免有人是受到欺蒙不得已而为，更何况其余部众，都是受到胁迫才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错误道路。假若知道另有他途可以保全性命，谁还愿意继续为恶！
第三，民为邦之本，财是民之心。劳民伤财则百姓受损，百姓受损则邦本难安。如果朝廷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总在旁枝末叶上做文章，那么看似能挽救一时的政策，将来定会演变成灾祸肇启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