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两个问题。
第一，在这个统治阶梯里，君主无法对整个王朝形成直接有效的统治。
类似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在帝王看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第二，这些贵族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人员来源非常有限，行政效率也不是非常高。
从西周到战国，“不亲同姓”“弃贵族”一直都是统治者的大罪名，如果统治者罔顾贵族利益，想要吸纳其他阶级的人进入统治集团，就会被群起而攻之，甚至导致王朝的覆灭。
先秦文献阐释夏桀、商纣之灭时，即提到了“弗作往任”“率割夏邑”“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的罪名。
所以，大秦的将爵位与战功挂钩的做法，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一下子就获得了比其余六国更强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大量更加活跃的新鲜血液。
当汉取代了秦之后，情况就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汉初休养生息许多年之后，汉武帝要搞事了。
他面对的朝廷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
有先秦遗风留给他的贵族，有前朝秦留给他的小吏，有汉高祖留给他的功臣，有后宫留给他的外戚。
如此种种，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统治大一统帝国的有效团队？
汉武帝选择了儒术，并将之运用于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的各方面。
于是，儒学成为了主流的晋身之阶。
除此之外，推恩令等一系列政策的施行，都是汉武帝为了处理复杂的朝廷成分而做出的一系列改变。
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使得儒家的五种经典文本《易》《诗》《书》《礼仪》《春秋》成为国家认可的“帝国经典”。
此后，他又确立了博士弟子员及博士迁官制度，借助太学这一制度化的机构对博士弟子进行考核，进而为帝国的官僚系统输送储备人才。
从此以后，经学教育与出仕为官联系到了一起。
博士弟子可以通过每年的经学考试获得晋升机会，成为文学掌故方面的官员。
更优秀者，可以成为郎官，再进一步，成为正式官僚。
于是朝堂之上，“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出仕成为两汉重要的政治传统。
而当时还是书于竹帛的时代，书籍并不容易获得。
更何况，并不是有书了就能读懂经典的，还要懂阐释。汉代学者讲究师法，要求经学知识渊源有自，不可以自出机杼，随意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