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
武帝看后作册书问公孙弘：“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武帝听后为公孙弘的话感到诧异。
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发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武帝为此深感忧患。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武帝却并不认同。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公孙弘都让武帝自己做抉择，从不驳斥争论。于是，汉武帝暗自观察公孙弘，发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武帝因此非常高兴，即擢升公孙弘为左内史，治理京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