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文人出身的袁崇焕在同林丹进入正题之前，还是不忘卖弄一下自己的学识，先是滔滔不绝的同林丹讲述了一番大明的“亲仁善邻”的国策。
袁崇焕引经据典的说道，“亲仁善邻”一词，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所着的《左传·隐公六年》“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亲仁善邻，是大明重视和睦邻里关系、树立可信赖的外部形象、构建良好地缘关系的人际智慧与处世之道的重要体现。
袁崇焕接着解释道，“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一个可以无限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对人的真挚感情和责任感，是可以从爱最亲近的人出发，真诚地去关怀人、成就人、成就整体公共利益的“知仁”和“行仁”的统一体。
《易经》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坚守仁德而不动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以不懈不止地亲近和走向“仁”，来实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亲相爱，达到天下有道的目标。
而“善邻”崇尚“仁”，倡导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立场和态度，是一场基于平等性基础之上的关于“责任”与“尊爱”的双向奔赴。
自古以来，汉人始终认为家族和国家的昌盛，从来不是通过对外战争抢夺攻伐而来，而是施以仁爱、道义于邻人和邦邻，讲信修睦、修文服远。
隋唐时期，各国纷纷遣使来华交流，有着求学、经商、游历、宗教活动等大量民间往来。这一时期，正如李白诗中所展现“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的万国来朝盛况。
《左传·隐公六年》所记载的陈国公子五父劝诫陈桓公同意郑国请求，两国交好，并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但陈桓公听不进去，结果导致国难，体现的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这一历史典故中，“亲仁”得以与“善邻”互文，进而揭示亲善友爱邻（国）人的重要意义。由“亲仁”而起，“仁”得以具体化、一体化地融入各种人伦关系之中，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宗族相助、家国一体，塑造华夏民族温良敦厚、勤劳善良、反求诸己、注重内省、推己及人、成人之美的民族性格，也是华夏文化独特的境界和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