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的对策排倒数第一。
刘彻对于求贤这件事，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绝对不是做做样子给天下人看，所以不管名次先后，所有的对策答卷，刘彻都要全部认真看一遍。正因为刘彻的认真，公孙弘的对策，由倒数第一，一跃而被刘彻定为榜首。
公孙弘的这次大跃迁，基本与运气无关，其背后有大大小小的历史和现实背原因。
从刘邦建国开始，反思秦亡就是一个课题，一种思潮，刘邦时期的陆贾，刘恒时期的贾谊，都是其中翘楚。刘邦/吕后、文帝、景帝三代人也确实亲力把反思的结果付诸实践：
秦朝完全中央集权家天下，那我就分封诸侯；
秦朝滥用民力，那我就无为而治；
秦朝打匈奴打南越，国家负担太重，那我就和亲，谁也不打；
秦朝老百姓赋税太重，那我就把税率定到3.3%；
秦朝法律太死太硬，那我就简化软化，粉饰包装一番，大搞以德化民
……诸如此类。
效果有好有坏，时好时坏，比如分封诸侯，前期可以稳定国之根基，后期成了祸害；比如自由经济后期造成比较严重的贫富不均，但是瑕不掩瑜，积极影响完全盖过消极影响，要不然后代文人也不会论及盛世必言文景。
到了刘彻时期，这股反思风潮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有愈演越烈之势。
什么东西到了极端，大概都会背离原始轨道，人长太高会驼背，竹子长太高会弯。反思秦亡这个概念，在刘彻时期，进化成了几乎毫不相干的俩字：崇古。
这是矛盾的结果。
汉承秦制，无论在外围怎么修改美化，核心还是秦始皇那一套，以法治国，以法治民，所谓霸道治国。
这一点谁都明白，高吕文景时代的学者，不否认这一点，反思秦亡就是反思，秦朝好的方面沿用，不好的改进，就是上文刚提到的那些，对秦朝的肯定其实是大过否定的，反思但是不反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