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隋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不崇尚威严刚猛，因此没有刚正的美誉，而是心存匡谬纠正的志向。
邳国公苏威认为临近官道的店家，乃是求利之人，从事的行业卑污杂乱，不合乎重农的道理，于是就奏请减少，将店家遣归家乡务农。有人愿意依旧开店，就在他们所在的州县，附录于城市的户籍，仍然命令他们拆去原来的店铺，远离官道，限期办理。时逢寒冬，没有人敢于诉说。李谔因出使别的地方，见到他们这样，认为农民和工人各有其业，各自依附所安之业，行旅中的店铺和集市上的酒楼，自古以来就不一样，就是附属于城市户籍，在道理上也行不通。况且，临道店铺是行旅的依托，岂能容许一朝废除？拆除临道店铺，白白劳动扰乱百姓，不合于事理。就擅专裁决，令一切依旧。出使回京到了朝堂，然后才奏知文帝，文帝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说：“体察国家的大臣，应当这样。”
后来，李谔因为年纪大了，出京任通州刺史，甚有德政，人们都心悦诚服，卒于官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