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出身是大地主豪绅家庭，做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入党并被组织上送往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和闺蜜同学一起，两人经组织批准，与时任抗大领导的生父及养父同时双双结婚，林彪校长和罗瑞卿教育长做证婚人、并赠送两对新人两对新被，林校长赞扬“两对新人是抗战中结成的志同道合革命伴侣，开了学校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先河。”在当时抗大引起一阵师生津津乐道的佳话，原来延安老革命多，女同志少，有文化的女学生少之又少，成为各部门机关干部纷纷关注和追求的理想对象。期间跟随父亲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工作，至解放后生育我们九个儿女。我们九个子女中，父亲将三个儿子送给没有孩子和儿子的战友，我是最小的儿子，解放后一出生就被生父生母送给战友养父母。
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如今看颇为传奇，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复杂是一般没有那种特殊经历的老百姓很难理解，简单就是生父母、养父母都夫唱妇随一辈子。
那时候，养父母在西藏工作，就仍把我放在生父母家中代养、上小学，我闹不明白养父母和生父母的区别，但觉得养父母对我更好更亲。生父每次看到我都叫：“小九，九儿。”我还奇怪就问养母咋回事？我们家不就我一个小孩吗？张父为什么那样叫我？养母含含糊糊地说：“都一样，都一样，怎么叫都成、怎么叫都是一回事。”搞得我愈发懵懵懂懂、稀里糊涂。读中学时随养父母调往北京工作，到了首都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生父母、养父母都受到冲击和批判，生母在成都不堪迫害跳楼自杀，养父在北京受迫害致死。
恢复高考我考上川大，养母干脆要求调回成都工作离开北京伤心地，我毕业可以分配到省委工作，但我坚决要求做外贸工作，后下海开公司经商。生父母、养父母革命一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对我影响最大，特别是在青少年成长阶段，从红二代到狗崽子的巨大落差终身难忘。那一刻起，父母被揪斗被关押，我完全众叛亲离，被全世界所抛弃……心里面失去安全感，感到什么都没保障，什么都靠不住……
遇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人生赶到了好时候，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任何时候只有钱不会背叛我。能让自己安心的只有身上的钱，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充实自己的内心，也只有金钱，能保证自己和家庭长久安宁和幸福，有钱才有生活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