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帆的心情,宛如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听着法制科两位警官的案情分析,他知道这里出现的情况,和上世又不一样了。
金科长分析的这些,紧贴案情,紧跟现场,很有针对性,思路很对,方向很准。
这些,也是上世后来进行的重要反思之一。
那个年代,对于国营单位,几乎有天然的信任。吃公家饭,又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呢?简单问询之后,又有对应的人证佐证,就直接忽略放过了。
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是传统的拐卖集团组织,人贩子的集体作案。
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和调动警力,更多地放在,现场人员问询、外来人口排查和交通协查上。
并出于政治考虑,不导致大的社会动荡,不扩大负面影响,案情也没有及时向社会进行正式通报。
在各种因素的夹杂下,导致错过了最佳的破案时机。
客观讲,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深入,经济建设渐渐成为绝对中心,精神文明建设相对缓慢。“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贪污腐败”等问题逐步出现。
没有任何兆头,也没有太大压力,一部分人突然就变坏了,不择手段,心狠手辣。
而社会和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这是社会进步的阵痛,也是时代的悲哀。
杨晓帆可以判断,上一世,金令镇应该是没有参与破案的,至少这个侦破思路是肯定没有提出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杨晓帆万念俱灰,心无旁骛,颓然离开。其他“小四只”们心情也都非常不好,估完分后,大家也没有一起聚餐,就各自回家了。
金德宝还是回到爷爷家,依旧参加了家庭组织“高考大捷”庆祝大会,但他意兴阑珊,强装笑颜,顺从地陪同四位老人家,也没有心情去帮助爸爸。
那时的金令镇,老老实实地坐在餐桌旁,低头喝着闷酒,听着老爷子和岳父“两座大山”吹牛、斗嘴、夸孙,又抬头看看出色的儿子,感叹着自己的事业平淡,以及年华老去,深感处处受制,同样也是精神不振,心不在焉。
倒不是说,法制科科长金令镇同志的侦破水平,有多么高明。但他有一点是很特殊的。
他是军转干部,还是营职干部转业,在保密单位还当过营、连、排三级主官。
那个年代,军人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而防间保密、打击犯罪是深深刻在军人骨子里的。
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人民,敢于质疑一切,敢于挑战一切,敢于针对一切。
对于国营单位,没有那么多的信赖和包容而已。爱谁谁,管你是谁,哪个单位,感觉有问题,就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