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代最沉溺于宗教方术的皇帝有两个——成化皇帝朱见深和嘉靖皇帝朱厚熜。与嘉靖单恋道教不同，成化时期是一个“僧道俱幸”的时代，以李孜省为首的僧道方士们不但获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甚至占据重要的官职和部门，作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台，和宦官、后宫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这样一来最跳脚的就数这些“十年寒窗”苦读的文官了，很明显朱见深继宦官后让这些僧道方士来制衡朝臣的又一支力量，可以说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他也是江西人。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江西这个神奇的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当农民没地、想经商没钱、想做工匠又耻于身份低下，都希望科举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而术士绝对是另一份极有前途的职业，无需资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读书人的体面，还免去经商、做工的操劳，干得好了出入宫廷加官进爵，至不济也能行走江湖混个温饱，所以，江西士人对这一行当趋之若鹜。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方士，给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兴国人，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为主谋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万也是南昌人，后来官至工部尚书。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贵溪龙虎山，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到了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邵元节也出自这里。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
朱见深日益对文官的不信任是因为早年两为太子，幼年卷于皇位之争，精神压力极大，对文官们无好感，主政后又离不开这些文官，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后又两宫皇太后为争英宗合葬跟朝臣弄得很僵，所以对文官集团产生不信任，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只有万贵妃陪伴，主政后重用宦官，发明了一个新官职“传奉官”，后又重用方士僧道，所为这一切是内心缺少安全感，总觉得有朝臣针对自己。这才放任万贵妃插手朝政，又放出宦官汪直组建西厂。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朱见深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朝廷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在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
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朱见深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为何章子俊说朱见深是“昏君”，是因为随后的操作中，越来越看不明白朱见深的一系列骚操作，而后又大肆封赏僧道官，这就让章子俊彻底明白了皇帝的内心，宁愿信鬼神，也不愿信朝臣，而宦官、僧道官、传奉官这些，只不过是挡在前面的炮灰，把自己包裹起来，已求得自身“安全”。
李孜省是南昌人，曾经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后因贪赃事发，断送前程。他没有回乡，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机会。得知当今皇上好方术，就苦学“五雷法”，这是一种祈祷术，据说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经过多年苦学，学有所成的李孜省结交宦官梁芳、钱义、韦兴等人，以符箓进献，得到皇帝赏识，被留在身边使唤。此外，还精通房中术，一专多能。
用章子俊的说法推测，李孜省大概算是一个懂气象预报的性心理咨询师。比一般的老农观天看日测天气强一点，在房中术方面，懂得女性满足的手段，还能让宦官在两性上，虽然没有感官上的享受，却能获得心理满足感，听说在大明的东面岛国，有使臣专门来明朝学这一个，在许多案例中，沟通深宫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术士，出身底层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