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吃了我们火箭筒的亏之后，又调整了战术。”别尔金在电话里有些气愤地说：“突击炮停在距离我们阵地两三百米的地方，用炮火掩护步兵进攻。由于射程的缘故，我们的反坦克手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接近敌人的突击炮，然后摧毁他们。”
听到别尔金这么说，索科夫的心里涌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连忙追问道：“一营的反坦克排在战斗中，有伤亡吗？”
“有两个反坦克小组，在战斗中和敌人步兵发生了交火，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亡。”别尔金报告说：“但是剩下的战士都把火箭筒带了回来。”
虽说反坦克小组出现了伤亡，但只要作为秘密武器的火箭筒，没有被德国人交火，对索科夫来说，就是一件幸事。他等别尔金说完后，特意强调说：“政委同志，敌人发现我军有新式的单兵反坦克武器，肯定会想方设法得到它。你一定要提醒那些反坦克手们，就算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绝对不能让火箭筒落入敌人的手里。”
“放心吧，米沙。”别尔金向索科夫保证说：“我们的战士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曾经向我表示，就算遭到敌人的围困，无法脱身，也会在牺牲前，用手榴弹炸毁火箭筒，让敌人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索科夫的心里很明白，火箭筒的构造简单，就算战士们在牺牲前，把手榴弹塞进发射筒里引爆，恐怕敌人得到残骸后，也很容易仿制出来。但为了不给战士们造成心里压力，他并没有说穿这件事，而是附和别尔金的话：“说得好，政委同志。我觉得我们的战士一定能说到做到。”
和别尔金的通话结束后，索科夫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放下话筒，对西多林说：“参谋长同志，关于德米特里政委牺牲一事，我觉得应该立即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免得将来有什么事情，我们和卫生队的同志都说不清。”
对于索科夫的这种说法，西多林表示了赞同：“你说得没错，师长同志。你刚刚和别尔金团长的通话，我都听到了。就连你的老搭档，都怀疑德米特里同志的牺牲，是因为卫生队里有奸细下毒所导致的。如果上面知道的此事，肯定会派专人来调查，到时我担心卫生队里就会有人惹上麻烦。”
索科夫和西多林的意见达成一致后，便给崔可夫打去了电话，将德米特里政委因为过量服用磺胺，导致急性肝衰竭而牺牲的消息，向他汇报了一遍。
崔可夫听完后，微微皱了皱眉头，反问道：“索科夫上校，你真的确定德米特里同志，是因为过量地服用消炎药，而导致急性肝衰竭而牺牲的，不是因为卫生队里有潜伏的德国奸细，给他下的毒？”
听到崔可夫果然对德米特里的死因产生了怀疑，索科夫连忙把自己到卫生队所见到的情形，以及盘问两位卫生员的详细过程，都想崔可夫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他最后说道：“司令员同志，我给您打电话，有两个目地。一是把德米特里同志的真实死因告诉您，免得将来上级派人调查时，此事说不清楚；二是希望您能把此事通报给其他部队，避免那些师级野战医院或卫生队，再出现这种不必要的中毒事件。”
崔可夫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说道：“我明白了，索科夫上校，我会让克雷洛夫参谋长把此事记录在案，并通报给各师的医护人员，避免类似的悲剧在发生。”
放下电话，索科夫感觉自己的后背都被冷汗浸透了，他庆幸地想：“好在自己多了一个心眼，及时地把此事向崔可夫备案。否则将来内务部派人来追究此事，卫生队里的涉事人员，恐怕跳进伏尔加河都洗不清自己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