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当日徽宗皇帝开口：“高副使，你的姓甚好，我请求天子赐你为高俅的螟蛉义子，你在他那里以私情行国事，又可遮人耳目，当为一劳永逸之策。”他说出这番话，心中计较还要从那高俅说起，各位看官莫嫌絮烦。
说起这高俅，天下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原本是汴京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尤其是踢得一脚好气球。汴京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球。后来高球发迹，又去西北从军，“球”字一词在那地方是男子裆下之物的俗称，颇为不雅。他便将气球那字去了“王”旁，添个“立人”，改作姓高，名俅。
这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无一不精，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当年未发迹前高俅整日在汴京城里城外四处帮闲，后来骗了一个王公子使钱，每日只花在三瓦两舍，风花雪月中。不料那王公子的父亲王员外是做铁器生意，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商人能做的，搁到现在，也能算得上半拉军火买卖。这王员外往开封府递了一纸文状，起诉高俅。开封府尹不敢怠慢，把高俅打了二十脊杖，叫他去邻近州县过活，不许在汴京宿食。
高俅无可奈何，只得来到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这柳大郎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汉子。高俅投奔在那里，一住便是三年。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高俅也得了赦免，因在临淮洲颇为不顺，思量要回汴京。
柳大郎有个亲戚董将仕，在汴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他便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礼品盘缠，打发高俅回汴京投奔董将仕。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逦回到汴京，径直到金梁桥下董生药家投了这一封信。
董将仕一见是高俅，又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置他？若是个老实可靠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破落户，没信用的人，当年还犯过罪，旧性未必能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若是不收留他，又却不过柳大郎面皮，日后不好说话。当真是烦恼！”董将仕当时没个主意，权作欢天喜地留他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
住了十数日，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他拿出一套新衣，写了一封书信，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日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不知足下意内如何？”
那苏学士乃名满天下之人，单名一个轼字，号东坡居士。高俅大喜，董将仕便让人拿了书信，引高俅迳到学士府内。
门吏转报，苏学士出来看了来书，见了高俅。高俅只作痛改前非之态。苏学士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一时受蒙蔽，以为高俅尚非无药可救之人，便留他在府中做了书吏，早晚耳提面命，又教了他一手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