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天我来到滨都的新校区,暂时住在后勤处安排的校内宿舍里,舍友是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同事兼大姐。我称她为黄姐。
黄姐跟我不是一个部门,她是另一个系的辅导员岗位。黄姐为人非常精明,遇到什么事情脑子转的飞快,能瞬间厘清一些复杂事情的脉络。
这一年黄姐的儿子在她的全力运作下,从怀江来到滨都最好最贵的私立学校重读初三,以求在中考时能够直升那所学校的高中部。
春学期开始,黄姐对儿子小凯学习的陪跑助威进入了白热化。
每天早上六点左右,黄姐就准时给儿子打一电话,确定他是否按时起床,有没有赖床。然后指派他读英语,读文言文。
中午又是一通电话,询问上午上课听课的情况,以及下午是什么课。
晚自习下了还要打一通电话,这个电话通常也最重要,有时候中午可以不打,但晚上这个电话每日雷打不动,我在宿舍住的半年时间里没有见她有一次中断。
有一天我实在有些忍不住了,就委婉地笑着说:“黄姐,你这样是不是搞得太紧张了,学生这个阶段心理压力太大了也不好吧?”
黄姐严肃地说:“他这么点心理压力都承受不了还能干啥?你知道我为了他来滨都读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光是赞助费就花了十一万,我把我父母攒的五万块退休金都拿出来了。”
那时候我跟黄姐我们的工资也就两千多点。我不禁敬佩起来,说道:“像您这么豁得出去为孩子付出的家长还真不多!”很多家长不就是在孩子能够够的着的地方提供一些支持顺手推一把吗,哪里会像黄姐这样不顾一切倾尽全力拿出所有积蓄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呢?
因为付出太多,所以对结果的好坏自然也就非常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