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身上残存着过往运动中的行为模式，但他们除却群情激愤外，没有太多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当台湾校园歌曲的清新，港台歌曲的自我一并涌入时，与一群人的激情产生了共鸣。
这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人们，尤其富于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单纯而充满幻想。他们也曾在体育场里唱过大合唱，拉过歌。（一个单位的数百人唱完一曲，就喊着口号让另一个单位那几百人接着唱。）但他们现在也在回味、思考着朦胧诗，在读诗、写诗这件事情上，只要你有这一份爱，就能在北大未名诗社找到知音。这时候吕一鸣觉得自己选中文专业是对的。他不靠学历去挣什么身份，他想要的是那一份诗缘。
吕一鸣给丽丽寄到内罗毕大学的结婚礼物有一个大大的纸箱。丽丽打开看是四个相册，还有《诗刊》，《散文》等文学杂志。
她一页页地翻看着相册，发现好多模糊的照片，最早的一张是幼儿园时，一起演出童话剧。记得那时让吕一鸣演大灰狼，他就闹着不来上幼儿园了，是他老爸拎着他来的，他上台没有台词，但要趴在地上，丽丽现在都记得，看见他当时委屈地流着泪。丽丽把相册贴在胸前，“他这是不想让我忘了过去啊，傻瓜，我怎么能忘呢。”丽丽自言自语着。
丽丽想起刚进北大时，和群莉、小芹一起探讨中文专业该怎么学，现在呢？自己和小芹是毕业了，还都在继续深造，她羡慕小芹去学美学专业了，说明她一直很用心，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要知道现在的美学专业还在恢复重建的阶段。群莉呢？不知她还有没有创作的冲动，我们几个之中，她写作是最早的一个，也最有天赋。她忽然想到，吕一鸣第一次写作报告文学就大获成功，看来他的功底也很深呢，她于是提笔给吕一鸣写信。
她想起邱枫转达给自己岑浩的建议，多写些非洲的生活，她已经开始在写日记了。她的桌上放着笔墨纸砚，钢笔，墨水。她把钢笔灌饱墨水，却又停住了，这算不算是写情书呢？乌达尔从来没给我写过什么情书。
她咬咬嘴唇，铺开稿纸，看着稿纸上“北京大学”几个字，她愣了几秒钟，伏在桌上认真地写起来。她希望吕一鸣收到这封信能给自己回信，哪怕是只言片语。
其实，在丽丽看来，吕一鸣即使没有学历，他也是有文学素养的人。他对朦胧诗的痴迷，就远远超过我们几个学中文的。她从掌灯时分，直写到凌晨，推开宿舍的窗户，校园草坪上，露水已经被阳光化成了丝丝清凉。